2017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 ” 入围艺术家作品展 嘉宾合影

　　10月26日，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第三届“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 ”入围艺术家群展。艺术家李明、陶辉、于吉、赵仁辉参展。上述艺术家分别在美术馆的一层楼里展示各自的创作实践，作品覆盖雕塑、录像、摄影、装置等。本次展览由外滩美术馆资深策展人李棋策划。

　　“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创办于2013年，该奖项两年一届，为艺术家提供多方位的平台，如评选奖项、推出群展，以及开展持续性的研究和教育计划。如想了解更多，请戳往期专稿：HUGO BOSS：艺术与时尚的平衡术

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拉瑞斯·弗洛乔

　　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拉瑞斯·弗洛乔对今年入围艺术家评论道：“通过对录像、雕塑、装置和行为出人意料的精彩运用，四位艺术家在新的叙事形式中呈现了自己。他们从文化语境到主观幻想，从历史指涉到新的当代社会话题，从纪录展示到虚构体验，做出了激动人心的闪躲腾挪。”

策展人李棋(右)和四位参展和艺术家

　　本次展览中，四位艺术家既带来过往的代表作，也都展示了由上海外滩美术馆委托创作的新作。策展人李棋表示：“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这四位艺术家通过实践，为视觉艺术贡献了新的语言和形式。他们关注艺术传统、大众文化，跨越学科边界，并主动对现实实施干预。他们的成长，伴随着这一地区当代艺术体制愈趋完善的发展进程。作为其中的参与者，这一代新锐艺术家们愈发有意识地寻求与体制博弈的策略，也更加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创作自主性，谋求创作自由和空间，以期实现阶段性突破。”

　　展览现场

　　展览开幕前一天，我们分别和四位艺术家聊了聊：

　　雅昌艺术网：请介绍一下你的展览动线和布展思路。

艺术家于吉

　　于吉：我所在的二楼是一整个见方的空间。因此，我在思考，如何在不用隔墙和改变空间原本结构的基础上，是否有可能把一些作品串联一起，让整个空间形成整体成立的感觉。因此，最后呈现的整个空间是通透的，灯光是平均的，作品和作品、作品和空间，作品和观众都是平等对话的关系。

艺术家陶辉

　　陶辉：进入三层空间可以看到我的新作《你好，尽头》，9个录像片段都是一位表演者在给“对方”打电话的场景。他们的谈话内容都关乎最后、尽头、结束和死亡。每个录像的构图、场景、和主题都很相似，但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线索或关联，观众看到时，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艺术家赵仁辉

　　赵仁辉：四楼空间很像一个博物馆。你能看到我从网上或跳蚤市场买来的旧照片，也可以看到我做的昆虫的标本——即使我没法逐一喊出它的名字。这里的作品都是我阶段性学习的反馈，也暗示着一段历史。比如，以前的相机没有现在的那么快，所以拍人物时，人们最好静止不动;拍动物时，通常拍摄已经死去的、或是被捕获的动物。再比如，有一种甲虫，幼虫时会吃刚刚死去的树，等到孵化成甲虫后，会在里面开一个洞，繁衍后代，渐渐地，整块木就变成了粉末。再举个例子，以前有一只队伍去纽约一户人家用机器扫出100种昆虫，这不是惊人的数字，因为只要是天然的材料就肯定有昆虫，绝大多数是我们无法通过肉眼辨别的，这很有趣。我觉得生态链是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就比如，我不会二维论地认为蚊子是害虫，我来上海布展时发现，这里晚上也有蚊子——新加坡只有白天有蚊子。这说明动物在每个土壤上养成了各自的习性，这个很有意思。

艺术家李明

　　李明：这次展览在纵向、横向都有运动，且用到了楼梯和电梯。首先，观众必须通过楼梯才能到达五楼，而五楼又是一条单向通道，看完后继续上楼，再从六楼乘电梯直达一楼，这是一条直线下降的路径。我想要传达的，正是这种在空间上行动的感觉。

　　展出内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声音，一个是运动。运动分为两种，一种是用航拍机拍摄风景以及风景里行走的人，一种是用动画和现实影像穿插的作品。因此，左右两边的场景在展开一场对话，一是通过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比如航拍)来观测我们的运动;同时，也通过对于运动状态的拍摄，来用运动的视角观测我们自身是怎样的。

　　雅昌艺术网：展览既有往年代表作，也有委任新作，请和我们具体聊一聊作品。

于吉作品 展览现场

　　于吉：虽然美术馆告诉我们，希望入围艺术家展出之前的代表作以及最新委任的新作。但我比较反对自己去这么界定，我不觉得自己有代表作。那些（被称为代表作的）作品可能只是观众看到的次数更多，或者它（们）更容易被观众记住。有时候，很多艺术家也会觉得有一件或一些作品对自己而言很重要，但它（们）可能没有被记得很牢——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身上，只是阐述有这个矛盾。

　　对我而言，我尽可能把空间本身降低到绝对平等。这些作品对我而言，都是“素材”，我在平等的空间里处理这些素材。

　　我这次带来作品《练习曲—慢板 乐章 IV》。铁链是我今年特别想尝试的材料。今年，我在雅典的项目中第一次尝试铁链，当时因地适宜地用了当地老宅玻璃灯上垂挂的铁链，它的形式感、欧式的语言很强;同时，它具备装饰性，而且看起来很轻巧。这次展出的铁链大概有500斤重，而且每一个环都可以360度移动，所以它不容易控制，对身体要求挺高的，但这也恰恰是我感兴趣的部分。这件作品有30%的部分在工作室完成，我在现场制作了两周。

陶辉作品 展览现场

　　陶辉：《你好，尽头》是在京都拍摄的。我去日本以后，发现那里太精致了。所以，从某个层面讲，也就没了活力。我更喜欢原生一些的东西。我和那边的朋友一起聊天，发现“未来”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我才做了这个作品，讨论那些“终结”的东西。

　　电视剧里常常有演员打电话的场景，我们作为观众，只能看到这边人在讲话，但听不到那一边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也想给观众传达这种想象——那些片段里的人物只有一个，但对面还有个“隐形人”。

赵仁辉作品 展览现场

　　赵仁辉：大家都在说，全世界的森林都被人类利用得差不多了，自然给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少。一方面，人们运用各项技术去捕获动物，试图控制甚至制造出一种生态;另一方面，一些动物也在想办法、很成功地和我们居住在一起。我这次展出的作品，有的在香格纳画廊展出过，有一些是在此基础上推进的新作品。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共生”的概念，人类是如何试图控制自然，而动物界是如何适应着各种环境存活下来。

李明作品 展览现场

　　李明：我现在越来越没办法把影像视为“一件作品”，这个“一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影像里，时间在流淌，而我们无法把时间形容“一件”，我们只能说一段影像、一段素材、一段时间。我认为，对其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时间段里的工作成果”。

　　美术馆的六楼平台，可以看到真实的上海大厦，我的作品中也有与之呼应的部分。在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崛起的时候，上海大厦这座看起来特别古老、颜色很稳重的建筑就很——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就是人群中看一眼就能认出它了的感觉。我在上海大厦里住了很多天，拍了很多素材，但最终只用了外部结构。因为，我进入以后，有部分感知好像在我进入之前就掐断了。这就像恋爱和结婚是两种体验一样。当然，这段经历也是很重要的。

　　雅昌艺术网：你在试图传达怎样的语言和美学形式？说说你的“脑洞”。

《绿毛怪》，2016年，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委任项目，展览现场

“黑山”，展览现场，2016

　　于吉：我自认为自己始终是在用做雕塑的眼睛看待所有的东西。比如，铁链对我来说，我首先考虑的是它的“雕塑性”。铁链的结构是个小环扣小环、无数重复的结构，它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又时刻变化，无法塑型。它是如此沉重，却又和空气相对冲，显得好像很轻巧——它挂在那儿，你可能猜不到它有多重。因此，这个材料是双面性的。铁链有不同用处。每个观众看到它都会有相关联想。我不会认为它只和束缚有关，这也不是我主要思考的问题。

　　我不从作品中认识自己，做作品是我去理解事物的一个方式。当作品展出、并被观众看到后，它就是一个结果化的结果，相对于刚完成而言是下一个阶段的东西了。

《谈身体》，单通道高清录像，彩色，有声，3分45秒，2013年

《德黑兰德黄昏》，单通道高清录像，彩色，有声，4分14秒，2014年

《多余的》，单频道高清影像，彩色，有声，透明播放显示器、硅胶、铁、木头，19分32秒，112×59.8×30厘米，2015年

　　陶辉：很多人都觉得我的作品没有那么“艺术”，它更像是一些我们日常在电视上、网络上都能够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在思考我们的观看方式，然后做一些探索。比如，我接触到的信息大多是很碎片化的，它很难形成一个线性的故事，因此，我索性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或称之为素材用装置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结合戏剧化的表演，看看能不能碰出一些新的火花。

　　我没有受过专业影视课程训练，录像的构图和色彩都是从影视里学的。我的作品中强调一些戏剧化的表演，这也是看电视留下的习惯，很难改变。

　　我最喜欢的导演是阿布戴·柯西胥(主要作品有《阿黛尔的生活》《谷子和鲻鱼》)。柯西胥的作品就没有太多戏剧性的冲突，它是和生活平行的，这在导演里非常难得，也非常考验功力。

《方苹果》，2013年

《世界金鱼皇后》，2013年

《圣诞岛，自然的》,多媒体装置,尺寸可变,2016年

《红蟹迁徙》，2016年

　　赵仁辉：这个展览可能是我的一个“文献库”。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想要通过各种技术来控制自然。比如天气预报，我们想知道的越精细越好，但自然本身有无法测量的部分。以前古人有过自然崇拜，他会敬畏、会尊重，现在我们已经失去那种关系，连好奇心都没有了，更多人把自然看做一个物质，一个数字，一个可用的东西，那它就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东西。

　　新加坡现在有很多树，但对于自然的态度，世界各地差不多是一样的——都拿来所用，用来装饰和美化。英国殖民新加坡时期，他们控制森林，控制这片国土;而我们现在控制欲也很强，所有的花园都打理得很好，连美学都算得很准。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那么多年来，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没有改变。

《一次成功的失败》,单频道高清录像,1分03秒,2015年

《ME I WE》,混合材料,2015年

　　李明：我一直在试图拓宽影像艺术的边界。当然这么说很大了，我不是要把它当做我的志向。我本身讨论的还是空间问题。说得朴实一点，就是我们还能“玩”点什么有趣的新东西。

　　我会把行为融合进去，比如我有一些是裸体在走路，我知道这一点都不先锋，它看起来很怀旧，就像复古的字体一样。不过，和八、九十年代的前辈相比，我们这代的情怀不同。我可能更加理性地看待身体——就是说，我裸着身子在环境里行走，不为反抗什么，不为追求自由，也不是要有“什么权”。它就是一个裸体的状态，就像是游戏里的出场设置状态是最佳的一样。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了新的问题，比如，我住的地方——杭州变化非常急速。五年里，我住的那个小区，只有第一年，路是“好”的，之后有一半一直是拆掉的，它会干扰你的现实，但它又成为你的现实，需要自己去接受现状。

　　因此，展览中一段我在隧道里拍摄的作品。在里面行走的时候，你手机没有信号，空气流动性又不那么好，你会渐渐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和周围深度隔离了，这种体验是没法直接传达给观众的，那如面对这样的素材呢?它不能像一个监视器一样，以纪录片的形式给大家看，需要通过另一种方式，调动你当时的感受，这是艺术家要做的事。

　　雅昌艺术网：这次入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你的感想是？

　　于吉：对我来说，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使年轻艺术家有了一个更国际化的展示空间，艺术家之间可以进行交流，相互了解。我很荣幸，能在从事艺术行业以来第一次入围奖项。

　　陶辉：我觉得，对年轻艺术家来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当你处于事业初期，需要得到一些机会，获得一些认可，同时得到资金的支持，这都是很好的。至于是不是得奖，就顺其自然。

　　赵仁辉：我觉得挺好的。像这次那么大体量的作品展，以往很难在外国展览。这次得益于HUGO BOSS和外滩美术馆的支持，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我也很期待这次作品能在中国激发怎样的反应。

　　李明：这当然是很愉快的经历，你能得到很多支持，经费也很足。对我而言，就像有人请你吃饭，给你的菜还是你特别喜欢吃的那种。然后，饭后还有大抽奖。

（本文图片由“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 ”提供，鸣谢艺术家）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彭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