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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铭上的东亚史:宫崎市定和《谜一般的七支刀》

澎湃新闻 2018.01.13

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供奉着一柄形状奇特的宝刀,刀身左右两侧各自伸出三个枝杈,故得名“七支刀”。这柄七支刀是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宝物,刀身正反面均有精美的错金铭文。随着漫长年代的积淀,铭文被厚厚的锈迹覆盖,以至于人们逐渐淡忘了宝刀背后的历史。直到明治年间,神宫宫司菅政友敏锐地察觉到锈迹下可能隐藏着文字,经过前后两次的研磨,终于唤醒了沉睡千年之久的古老铭文。这一消息很快在学界引起轰动,各领域的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铭文做出阐释,探索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京都大学的宫崎市定先生(以下敬称省略)也是其中之一。

展览中的七支刀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等身,研究领域涵盖东亚史、中亚史、西亚史和欧洲史等。这本《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正是宫崎先生在东亚史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最早由中央公论社于1983年出版,1992年以“中公文库”形式再版,随后收入到《宫崎市定全集》第21卷,现今由楚尘文化推出中译本。

序章《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宫崎介绍了有关七支刀的基本情况。依据《日本书纪》记载,七支刀是百济肖古王赠送给倭王的礼物,包含着两国永世友好的政治愿望。七支刀的铭文正面有34字,反面27字,合计61字。其中能够确切读出的已有49字,可以通过残存笔画推断的有8个字,剩余4个字完全无法解读。此外关于七支刀的名称,神宫方面原有的名称是“六叉矛”,《日本书纪》的记载则为“七枝刀”,直到铭文重见天日后,才统一成了铭文中所见的“七支刀”。

第一章是《七支刀研究的回顾》,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七支刀的主要研究状况。明治时代中,宫崎最重视的当然是菅政友的研究报告,因为他是最早接触铭文的人,具有其他学者无法企及的优越性。这一阶段中,学者已经将神宫的七支刀与《日本书纪》中的“七枝刀”相关联。大正时期的研究略显平淡,但宫崎十分推崇喜田贞吉的学说,他明确否定了自星野恒以来的所谓“曹魏太初说”,为学术的前进拨正了道路。此外,富冈谦藏的研究虽是针对古镜铭文,但其结论对刀铭的解读也具有指导意义。到了昭和时期,福山敏男和榧本杜人的调查最受瞩目。此前,铭文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正面的34字,背面的27字因剥落严重、句型新颖,研究上留下很大的空白。福山、榧本二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从背面的铭文中读出了“百济”和“倭王”两个词语,尽管具体读法仍存有争议,但已经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二章《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最见宫崎学术功力的一章。通过严谨的推演,宫崎以自己的方式成功解读了全部的刀身铭文,这在学术史上尚属首次。这一过程随处可见宫崎深厚的学术功底,其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要数对“五月十六日”和“永年大吉祥”的阐释。依据富冈氏的研究,铭文上的月日通常不是真实的铸造日期,而是会选择一年中火气最旺的日子,故以五月五日(重五)和五月十五日(夏季正中)最为常见。但是,七支刀铭文中却出现了罕见的“五月十六日”,这是历来研究中未能攻克的难题。宫崎从当年的历法出发,指出这一年的夏季月份依次为“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大”,因此五月十六日是当年夏天的中点,自然就是火气最盛的一天。此外,正面铭文的最后一句原作“□□□□作”,历来理解为工匠的名字,因此面对缺字只好束手无策。宫崎则另辟蹊径,通过大量的铭文排比后指出,铭文的最后三字应该是“大吉羊(祥)”,而上面的二字则依据中国人“福禄寿”的观点补充为“永年”。“永年大吉祥”是金石铭文中常见的吉祥句,这一观点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附宫崎市定解读的七支刀铭文:

正面:泰始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钢七支刀㠯辟百兵宜供供侯王永年大吉羊

反面: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濨王世子奇生圣德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第三章《七支刀铭文的影响》,宫崎将视线从七支刀转向日本国内的另两件长文刀铭,即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铁刀铭文和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江田船山大刀铭文。稻荷山铁刀有赖于学界通力合作,修复工作顺利,其铭文已经得到完整的识读。因此,宫崎在这一节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以往的释读和断句提出异议。例如铭文首句“辛亥年七月中记乎獲居臣”,学界历来将其中的“记”字解释为“记录”,并在此字之后断句。但宫崎指出,铭文结尾已有“记吾奉事根源也”,如此重复用字在汉文书写中是十分拙劣的行为,进而大胆提出此处的“记”可能是乎獲居臣的姓氏,或许与日本史上著名的纪氏同源。相比于稻荷山铁刀,江田船山大刀虽发现时间更早,但仍留有更多的疑团,特别是在铭文识读上留下诸多空白。在此,宫崎充分运用了汉文中对仗的特点,巧妙地以“美铁一釜”对应“四尺廷刀”,“十握”对应“三寸”。通过旁征博引的论证,不仅完整补足了铭文的缺字,也成功理顺了文章的脉络,这在学术界也是首次。

第四章《七支刀铭文的源流》,宫崎又将目光由日本国内扩大到了整个东亚世界,试图从中寻找长文刀铭的根源所在。首先引起宫崎注意的是冯云鹏《金索石索》中记载的“元嘉刀”。宫崎聚焦于元嘉刀铭文中的“供官刀”一词,指出“官”是六朝时期对天子的称谓,进而提出这里的元嘉并不是东汉桓帝的年号,而是南朝的宋文帝。他还留意到元嘉刀和七支刀在铭文格式上具有明显的共性,因而大胆推测两者间存在继承的关系。仅此并不能满足宫崎的雄心,他又将眼光投向了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霸主之一——西夏王赫连勃勃。据《晋书》记载,赫连勃勃善用的龙雀刀上刻有长达三十二字的铭文,而这正是东亚世界长文刀铭的源头。这一风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路径,一直传播到了最东端的日本列岛。

长文刀铭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图

第五章《五世纪东亚的形势》中,宫崎的探索仍在继续,滥觞于中国华北的长文刀铭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了日本,这正是本章所要解答的问题。在简要介绍东汉至曹魏的中日外交后,宫崎以大量的笔墨记述了中国江南晋宋鼎革时期的政治局势,因为这一时期东亚世界的战争和权斗正是长文刀铭迅速传播的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宫崎还对刘裕主政期间中日外交的重新展开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两国外交的恢复既是刘裕彰显自身威望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他所剿灭的孙恩卢循之乱。孙恩卢循之乱的主力是海上的道教集团,刘裕平定叛乱并将之收编后,利用着道教徒探访仙山的本能,重新与海外的倭国取得了联系。不过,倭国向江南王朝朝贡只是地域争霸的需要,并非真心的归顺,这与进入隋唐时期后倭国反抗旧秩序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宋武帝刘裕像

这六章内容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由点及面地对有关七支刀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解说。通过将七支刀铭文与稻荷山铁刀、江田船山大刀、元嘉刀、龙雀刀进行排比,不仅澄清了东亚世界长文刀铭的源头所在,同时也勾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全景图。

宫崎市定 著,马云超 译,《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中信出版社/楚尘文化,2018年1月

为便于读者做进一步延伸阅读,正文之后附有相关的参考文献。通过第一章的论述和所列文献不难看到,七支刀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本书作为宫崎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又具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围绕铭文开头“泰□”二字的争论,可以说是整个七支刀铭文研究的核心所在,不同的主张或多或少将影响到后文的解读。自铭文问世以来,相关学说已有泰始四年说(西晋,268)、泰初(=始)四年说、泰(=太)和四年说(东晋,369)、泰(=太)和四年说(北魏,480)、泰和四年(百济年号)等不下五种。宫崎从独立的视角出发,经过缜密分析提出一种全新的观点,即泰始四年说(刘宋,468)。这一学说相比此前诸说具有显著的优势:其一,释读年号不再借助通假,解除了后顾之忧;其二,只有这一年符合“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大”的历法要求,才能合理解释“五月十六日”的含义;其三,当年百济文周王以太子身份总摄朝政,正符合“百济王世子”的表述;其四,该年前后百济屡遭北方高句丽犯境,与南境的倭国结好亦在情理之中。不难看出,宫崎这一主张的优越性正在于能够与后文形成有机的关联,换言之,“泰始四年”不是一个孤立的推断,而是随着铭文解读不断被证明的结论。

在解读铭文过程中,宫崎不仅坚持独立的立场,还始终倡导考古学方法与文献学方法的调和使用。他在文中强调,文献学方法绝不是次要的,而是有着与考古学方法等同的地位。特别是在尝试了X光透视也没有获得新的发现后,宫崎进一步认识到:“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领域”。

宫崎指出,“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字,必定多多少少无法避免受到周边文字的影响。文字与文字之间既有关系十分亲密的情况,也有基本无法共存的情况,而在这中间又分为无数个层次。”基于这一立场,宫崎否定了福山敏男从考古学角度将背面铭文首句识读为“先世以来未有此刃”的观点,认为这里的“此刃”必定应该是“此刀”,因为前文中已经出现“刀”字,那么这里就无法承接为“此刃”,只有读作“此刀”才是合乎文脉的。对江田船山大刀的铭文解读也是一样,在“八十练□十□三寸上好利刀”一句中,这里的第一空因腐蚀严重无法识读,通常根据残存的痕迹推断为“六”字。但宫崎从整个句子的脉络出发,认为此处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动词,因而主张填入一个“造”字。当然,这样的文献学方法也存在极限,只有在铭文中十之八九都已经决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而且汉字的总数多达几万,是无法保证万全的。不过正如宫崎自己所说,“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箭不一定都要贯穿心脏,如果能射中翅膀,那目的也就达成了一大半。”事实上,宫崎也从未轻视考古学的方法,“五月十六日”的“六”字便是他通过实地观察而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宫崎虽以七支刀作为切入点,但其目光并没有停留于七支刀本身,而是在广阔的东亚世界中寻找长文刀铭的源头和流布,这样的尝试在学界是绝无仅有的。作者认为,西夏赫连勃勃的龙雀刀以南北朝的争战为契机传入南朝,成为元嘉刀的原型。百济与南朝通好,元嘉刀铭文又深刻影响了七支刀铭文的书写。七支刀经由百济太子传入倭国,带来了长文刀铭的风俗,于是有了后来的稻荷山铁刀铭文和江田船山大刀铭文。正如宫崎在文中所感叹的:“五世纪的古代,长文刀铭起于万里长城之外、内蒙古沙漠中的游牧王朝首都,经过刘宋创业英主刘裕之手传入江南佳丽之地、南朝国都,接着又渡海来到百济,承载着年轻王子永远的心愿再次渡海到达日本,最后在近畿分成两路,一支到达埼玉,一支赶赴熊本。以上路径皆由刀剑本身自然形成,单凭这一事实就堪称一首无须润色、弘扬壮丽梦想的浪漫史诗了。”通过这一路线的勾勒,本书的研究对象不再只是作为“物”的七支刀,而是将“人”的活动也纳入了考察的范围。

雄略天皇(獲加多支卤)画像,456—479年在位

宫崎具备东亚世界的眼光,这绝非仅限于七支刀的研究,相反,他始终对中国北朝(包括十六国)与日本列岛的关联抱有关心。例如,宫崎曾在《关于天皇称号的由来》一文中提出,日本天皇的称号其实来源于十六国时期异民族君主的称号“天王”。除了日本文献中残留有“天王”称号的痕迹外,宫崎还从语音学的角度给予了力证。“皇”的日语读音为こう,但“天皇”一词却读作てんのう而不是てんこう,这显然是天王(てんおう)一词读音转变的结果,这样的双重证明法颇具说服力。最令人意外的还是要属宫崎对日本史上源氏的理解,他在《东洋史上的日本》一文中提到,天皇之所以给降为臣籍的皇子赐姓源氏,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北魏时候的源贺,源贺本属于鲜卑的秃发部,因与孝文帝“同源”而被赐姓为源氏。当然,这一结论本身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司马辽太郎即不赞同这一观点),但其宏大的叙事视角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后赵建立者石勒,最早使用天王称号的五胡首领

书末的后记中,作者在简要回顾全书内容后,还着重介绍了撰写本书的目的所在:“这本小书,不仅是作为五世纪东亚史的一个侧面,更希望大家站在如何学习历史的角度上来阅读。”纵观全书,宫崎不仅对七支刀诸问题进行了完美地解答,同时也展现出严谨的治学方法。除去上文中提及的方法调和与东亚视野外,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手史料的地位无可取代。围绕“泰□”二字的解读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方法具有普遍意义。面对众说纷纭的学界现状,宫崎毅然选择回到起点,去倾听铭文发现者菅政友的观点。菅政友在他的笔记中认为,铭文第二字呈现亻的形状,应当读作“始”字。宫崎之所以信任菅政友的观点,是因为菅政友时代各种学说均未出现,可以说,他是站在最自由的立场上展开研究的。因此,宫崎一反学界主流的东晋太和说,坚定地采纳了泰始说,并进一步认为这里的“泰始”绝非晋武帝,而是南朝宋明帝的年号。他不仅以朝鲜本千字文为例,指出“始”字的女旁磨灭为亻旁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菅政友在两次研磨刀身时可能造成金线的转移和金粉的飞散,这也正是后来学者将菅政友识读的亻旁误认为禾旁的原因所在。宫崎将学问比作登山,途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回到原点,这里的“原点”便是最初的史料。

其次,宫崎之所以能够完成七支刀铭文的解读,与前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充分理解和吸收先行的研究成果,这正是第一章梳理学术史的意义所在。举例而言,正面铭文中含有“宜供供侯王”一句,这里的“供供”二字始终都是解读中的难点。有学者解释为“提供”,也有人主张读作“復供”,但都难以自圆其说。在此,宫崎赞成了佐伯有清的观点,此处的“供供”通“恭恭”,也就是恭敬之意。同样的用法还见于新罗时期的镜铭中,因而佐伯氏的观点堪称笃论。又如铭文中的“□辟百兵”一句,此前学者分别提出过出、生(进)、世等观点,但宫崎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反问道:“如果读作‘出来’,就会问‘那进去如何呢’;如果读作‘生(进)’,就会问‘那退如何呢’。如果读作‘世’”,那么它统摄下文的哪里呢?”唯独对于薮田嘉一郎提出的“以辟百兵”说,宫崎抱以了深深的共鸣。为了迎合残存的铭文笔画,宫崎特意将“以”字替换为异体字的“㠯”,还准备了“用”字作为备选,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最后,在整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宫崎更善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奇生圣□”的解读便是其中一例。正当学界围绕“奇生圣音”还是“奇生圣晋”展开激烈论战时,宫崎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奇生圣德”的读法,其依据便是高句丽广开土太王碑上出现的“生而有圣德”一句(“德”字的补入依据《史记·五帝本纪》)。广开土太王碑与七支刀时代接近,两国都深受汉文化影响,这样的论断颇具说服力,同时也是宫崎东亚视野的集中体现。

广开土太王碑,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建于414年,四面均刻有文字,歌颂高句丽广开土王的功绩

再如背面铭文中“故为倭王旨造”一句的解读。学界主流将“旨”字解释为倭王的名字,从中还衍生出了“倭六王”的提法,但宫崎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七支刀铭文具有准国书的性质,当时百济与倭国地位相当,不可能在准国书中直呼对方君主的名讳。在此基础上,宫崎将“旨”视作“尝”的通假字,解释为“首次”的意思,这样就与“先世以来未有此刀”形成了呼应。通过文献学的方法,宫崎完美地解答了这一难题。

在解读稻荷山铁刀铭文的过程中,宫崎曾将“记是姓氏”的观点自嘲为“注定错误的方案”,但他仍热情主张表达独立的观点,并给出严谨的证明。“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虽然有意见,却因为某种理由而保持沉默。”这与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西晋泰始二年(266),邪马台国的壹与女王最后一次入华朝贡,此后中日之间出现了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空白期。在刘裕的努力下,倭国一度恢复了对南朝的朝贡,但很快两国之间再次陷入沉寂。这一漫长期间的日本历史没有中国的文献记载,日本本国的史书则成立于遥远后世的八世纪,其中充斥着神话的色彩。因此,包括广开土太王碑、七支刀等在内的金石材料,成为理解这一空白时期不可多得的史料。日本学者高度关注这一领域,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国学界在广开土太王碑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这或许建立在将高句丽视为本国少数民族政权的前提下),但在七支刀研究中却是乏善可陈。宫崎在全书中提及了数十种七支刀的研究成果,涉及日、朝、韩三国,但并无一位中国学者,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这本《谜一般的七支刀》初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中的若干观点也面临修正的必要。但是,它的学术价值不会有丝毫的褪色,提供的学术方法在今天也依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此次引入宫崎的这本著作,正可以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正如宫崎所说,如果没有广阔的范围,便无法获得有效的深度。唯有将宏大的东亚世界纳入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本国的历史。

最后顺带一提,宫崎将汉委奴国王印与七支刀并称为“日本古代史上的两大奇迹”,本书中对于汉委奴国王印的真伪问题,作者也提出的自己的看法。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具体展开,留待读者们自己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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