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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收藏了这些民国书信——收藏家容庚的故事

古籍 2017.07.17

  容庚,生于1894年,1983年去世。本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篆刻学方面也有很高造诣。图为晚年容庚与夫人。(资料图片)

  

易新农、夏和顺合著的《容庚传》。(资料图片)

  

《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另一部重要著作。(资料图片)

  

容庚代表作《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初版。(资料图片)

  《容庚藏名人尺牍》200余函是容庚先生一生积聚的结果,是先生众多收藏中的重要一项。该书主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告诉记者,容庚于1983年逝世,1998年,他的家人将先生一批著作手稿、名家信札、金石拓片等共四百六十种二千多册捐献给中山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容庚先生捐赠文献汇编》编委会,计划将这批藏品整理后按原貌影印出版,《容庚藏名人尺牍》即是其第一批成果。

  琉璃厂是个大学堂

  容庚于1922年北上求学,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这段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的巅峰期,他研究金文和青铜器的代表作《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就是这段时间完成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史料,研究青铜器更离不开出土文物,容庚之所以能成为青铜器研究大家,故宫的藏品首居其功,1926年,容庚被聘为故宫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鉴定委员中最年轻者,因为他精通金文,可以通过文字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及其真伪。当时中国博物馆尚未完备,公家所藏仅故宫一家,除此之外,便是私人所藏和琉璃厂、隆福寺等处文物市场了。如果说故宫是文物的海洋,那么琉璃厂就是一所大学堂,是流动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容庚的个人收藏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学术研究也由此进一步登堂入室。

  容庚最早逛琉璃厂,以购买书籍为主,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不过一介寒士,如1925年1月1日容庚日记载:“饭后与三弟游市场,购得旧抄本茅鹿门批本《韩文集选》残本一册,价铜元二十枚,罗复庵 行书联一对,价四角。”1月26日又记:“逛琉璃厂,购《康南海戊戌遗笔》一册。”

  1928年4月28日,容庚在日记中写道:“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正是这一天,他与范天祥、明义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购得一昜兒鼎(价五十元)、一三羊镜、一得志玺、一宗妇簋。这是他购青铜器之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收藏从无到有,从简到丰,他的《金文编》由此得到充实,他也从此开始了编撰《商周彝器通考》的历程。

  热衷收藏书画作品

  书籍、铜器之外,容庚最热衷收藏的是书画作品。

  1926年9月,容庚与谢国桢、王振铎拜访张伯英,借得王羲之书帖,编辑成《二王墨影》付印,从此对与王羲之、王献之有关的碑帖倍加留意。1933年11月,容庚购宝书堂《兰亭稿》,1938年9月10日,容庚日记载:“九时半至文奎堂,阅《兰亭八十种》,佳甚。尽录其题跋,即午饭亦未食也,四时乃毕。还价千六百五十元,有允意。”第二天,“属文奎堂送《兰亭叙》至琉璃厂,同往请罗复广审定。复广极言其佳。”9月12日,他即付款1650元与文奎堂,购下《兰亭八十种》,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1939年,容庚据此编成《兰亭集刻》,并作《八十三种兰亭记》。1943年3月,他从书商倪玉书处借得《兰亭阁》一卷,马上开始校、临《二王帖》。正因为得益于这一批收藏和持久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容庚才敢于在自己家中与康生就《兰亭序》版本问题据理力争,毫不相让。

  抗战爆发以后,容庚心绪烦闷,教学研究之外,常以笔墨为乐,寄情于书画之中。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容庚重回上斜街东莞会馆,此地与琉璃厂咫尺之遥,他常常留连于厂甸、隆福寺等地,这个时期购入的明清书画难记其数,从日记中可见一斑。以此为基础,后来容庚写成皇皇巨著《颂斋书画小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容庚开始购藏、研究丛帖,他说:“所居密迩琉璃厂,时至观复斋、富华阁、翠墨斋假丛帖观之,并编录其目,或选购一二。”1953年,容庚“复至北京,丛帖不为时尚,有用作爆竹原料者,收复百余种,如贫儿暴富矣。”容庚研究丛帖成《丛帖目》,而其所藏前不久由广州博物馆编成《容庚藏帖》,共170种270余函。

  梁鼎芬的风趣

  1932年1月20日容庚日记:“购梁鼎芬手札一册,价五元。” 容庚后来给这批尺牍编目时自注:“四十一纸与张香涛,十纸与端仲刚尤自风趣。”梁鼎芬(1859—1919),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散馆授编修。梁氏曾为张之洞幕宾,与张之洞函多为公务尺牍;梁氏与端方之弟端绪(仲纲)等人为诗友,致端绪函多谈诗。上世纪50年代末,容庚应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之邀,写作了一系列有关书画收藏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梁鼎芬的风趣》。

  容庚此文开篇即说:“广东每当易代之际,颇多慷慨奇节的人,表现南方之强,清末梁鼎芬也算是一个。”中法战争时,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六可杀”,请明正典刑,被部议降五级调用。后经端方举荐起用,官至湖北按察使,但光绪三十二年他入朝觐见时,又参劾奕劻、袁世凯贪污篡国。容庚说:“想他是强项严肃,不易亲近的人,哪知他却极有风趣,谑而不虐。”梁鼎芬有一通致端绪手札,是关于作诗、赏诗的。关于作诗,他说:“病榻无聊,不能行,不能坐,不能观书,惟有作诗而已。诗亦作不好,惟有学白、陆体易成篇,心中亦好过。”又说:“病院每夜必呻吟,有二事:一疮口痛楚,左边手足不便,转动皆痛,因此叫苦。宽仆随院伺候尚好,惟好睡,每叫不能醒。一枕上作诗不成,必要呻吟,往往哼之达旦。仆人不知,以为病也,起来招呼,吾喝之乃悟。”关于赏诗,他以诗被陈三立激赏而自豪:“伯严来问病,尽以示之,自嫌滑易,必为渠大笑。乃伯严说,亦有恰到好处者。”“作诗甚多,昨夜始成一首,系简伯严者。此公是大敌,眼睛又识货,不可随意也。”此诗及信又转与宝熙(宝二爷)、李孺(李大爷)、易顺鼎(易小姐)看,易顺鼎他称易老五,为何称“小姐”呢?“晦若谓其人如荡姬佚女,色艺冠时,可谓推许尽致矣。小姐好脂粉,故诗中有此气,此语小姐闻之最乐也。”这就是梁鼎芬的风趣。

  《容庚藏名人尺牍》中梁氏致端绪函第五函又谓:“现在胃尚好,日食两顿,惟不敢食饱,日中畏寒,尚盖棉被,观书目力弱,怕谈天,惟尚能作诗耳。”梁鼎芬书法秀劲联绵,别有逸致。其病榻数函为人代笔,惟谈诗长函后一段为其自书:“二忠坟片见之流涕,思之流涕,悲痛之深,更有何言。一诗示五弟,芬兄病床书。”

  前人所藏泽被后世

  在容庚繁多的收藏中,名人尺牍只能算一个副项,但其购藏也并不止于此番印行的《名人尺牍》。1925年4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购李文田手札五页,价五角。尚有张之洞、周锡恩、沈曾植诸人手札,未购也。” 李文田为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学问渊博,工书善画,其手札自然受到容庚青睐,但《容庚藏名人尺牍》并未见李文田手札。容庚在北京时与李文田之孙李棪过从甚密,南归后又与李棪之弟李曲斋交往频繁,他所藏李氏手札可能已经转让其后人。

  1943年8月14日,容庚日记:“宋估送龚橙手札三十馀页来,索价百元。”9月4日又记:“早游琉璃厂。下午访张骥,得见武某文徵明《两溪图》、释弘仁《某寺图》,皆甚佳。得龚橙尺牍,三十馀页,价五十元。”龚橙字公襄,号孝拱,浙江仁和人,龚自珍长子,喜好收藏古籍,于藏书无所不窥,为人放浪不羁,性格孤僻。龚橙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友善,传闻庚子之变时,他主动为英法联军带路焚烧圆明园,此事为世人所诟病。容庚原藏亦不见于《名人尺牍》,令人遗憾,但愿龚橙这批手札仍存于世。

  容庚收藏文物本欲作为研究之资,但由于客观的原因,这批藏品在他生前并未能物尽其用。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藏品仍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作为文献资料和艺术品泽被后世,这也正是《容庚藏名人尺牍》出版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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