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其敏同志几十张素描风景作品问世仅仅半年时间，得到普遍的肯定和好评，引起了近年转趋平静的美术界又一次较大的反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这是一些十分平凡普通的景物，这是最基础的绘画手段——素描，这是最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直白地说，是用一种大家十分熟悉的工具，把一些大家十分熟悉的对象，画成大家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效果。然而，它却实实在在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仿佛深深地吸入了几口新鲜清爽的空气，格外兴奋、提神。

　　这些作品，分明不是唯新是好的“标新立异”，不是专钻冷门的寻找“非他”，不是不贵客观效果的“唯我”，不是某种舆论效应的“产物”。

　　这是由鲜明“自我”的作品，是个性很强的艺术创造。

　　有人说这是因为给古老的素描技法赋予了现代的表现语言，有人说这是把强烈的感情寓于十分理想的思考当中，有人说这是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在较高层次上的结合••••••。

　　我以为，刘其敏同志的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根本在于他的美学追求，在于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特征。

　　这是记过长期艺术实践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

　　站在刘其敏同志的风景画前，你会感到特别的干净、整洁和清新，一切都很有条理、很有秩序，一切都被安排得恰到好处，描绘的严谨性包含着相当的装饰乃至设计因素。

　　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面上所有景物，哪怕是一些局部、细节，都并非“纯自然”，而是经过了明显的“改造”与“加工”。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画面的景物，绝大部分都不是自然之物，而是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从起重机、高压线、火车、飞机到小船、水泵、电灯、路标，还有路边的树、地上的草、田中的土••••••无不与人的劳动紧密相连，无不体现着人的力量。进一步，是指不管是人的创造还是自然生成的景物，都被纳入作者特定的规范当中：道路特别直、土地特别平、房子特别新，稻田、树木、小草的生长特别规整，流动的水，飘过的云，吹起的烟斗特别有序，撑船的竹篙如同自来水管一样挺直，水中的倒影也如同镜面一样清晰……一切都明确地体现着人的意愿。

　　精确锋利的直线、强烈真实的透视、巧妙讲究的光影、几何造型的组合构成、平面色块的切割对比……等一系列科学理性的手法，也无不在强化着人的主观精神。

　　这种刻意修整的“人工化”造型，这种精心经营“理想化”形象，是刘其敏同志的作品区别于其他风景画的重要特征。

　　就审美内容来说，这是一种经过人工改造的美，是人对自然与社会改造的美。这种“人工美”，从审美形式的角度，又与“直线美”、“平面美”、 “单纯美”乃至“抽象美”互相联系，共同体现着带有现代特征的审美规范。在刘其敏同志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出对这种视觉语言的把握。土地、流水、田埂、基围……寻常的自然景色，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草垛、丛林、果树、鱼塘……农村的古老形象，营造出鲜明的现代气氛。着力追求具有现代特征的人工美，使这批作品对人的表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人工美和自然美，同属风景画的审美对象。如果说，自然美之成为审美对象主要是人的感悟与交融，那么，人工美则主要是人的创造与驾驭，它对人的精神、意志和力量更能作直接的表现和肯定，与社会和时代有更直接的联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人工美日益显露出它的新颖而重要的美学价值，吸引着艺术家探索和开拓。无论是前苏联风景画家尼斯基作品中概括洗炼的表现和综合强化的力度、在加拿大科尔维尔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结构和秩序的井然和清晰”的追求，(《论科尔维尔的艺术》大卫•宾纳)还是在美国精确主义画家希勒、克利福德等作品中鲜明而强烈的直线速度、光影的视觉效果以及后来照相写实主义画家达坎基罗、埃斯蒂斯等对现代建筑的几何美学、抽象美得表现，都从各个角度程度不同地揭示出人工美作为现代审美的一个重要课题和价值所在。

　　国内画家中，韦启美在这方面的实践是成功的。他善于通过独特巧妙的生活视角，单纯简洁的绘画语言，清新明快的意境氛围，来体现现代人的精神心态。审美上无疑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的意义。

　　刘其敏同志也是这条道路上的探索者，他对人工美崇尚是一贯的——可以说是执着的，并且一开始就与社会性联系在一起。

　　五十年代初中央美院毕业创作下乡到太行山老区。解放不久，当地还基本上是一个贫困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望天田”旱区。然而，刘其敏同志感受到了当地群众迎接新生活的热情与建设家乡的决心，他充满信心和希望创作了衣服欣欣向荣的《咱们山区是好地方》。可以说从那时起，确认和重视人的因素就开始成为刘其敏创作的审美倾向。

　　在以后长期的创作教学中，他总是千方百计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时要重视对那些能体现人的因素的美的发现和感受。

　　正是这种审美倾向，带来了他再六十年代所创作的《海滩上的防护林》、《万帆待发》的成功，引起社会的注目。

　　这种倾向，经过长期的延续、发展和深化，终于在九十年代初这批风景画中体现为一种明确的美学追求。

　　如果说刘其敏同志的作品是外冷内热，那么，无论是强烈的感情抒发还是充分的理性思考，显然都为了一根目的——跟好的表现人。

　　如果说刘其敏同志的作品全部来自真实的生活，却又分明高于真实的生活，那是因为表现了人的理想与向往。

　　如果说刘其敏同志的作品给传统的素描技法赋予了一种现代形式美感，那么，是因为这种形式美感很有利于表现现代人的创造力。

　　这些因素，几种成为刘其敏同志风景作品中对人工美得追求。以人为核心，以人的精神、意志和力量为美得对象，构成了刘其敏同志作品的鲜明审美取向。

　　三

　　刘其敏同志这种审美追求的深层因素，是对人民的崇敬。

　　刘其敏同志已度过了整整四十年的艺术生涯，他治学严谨，勤奋工作，甘于寂寞、忠于事业，他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严以律己，人品高尚。精神的充实与物质的清贫是他做人的境界，也决定了他对人的健全、良好的心态。冷静、理智的外表藏着一颗炽热的爱心。

　　自一九八五年广州美院南迁，刘其敏同志就与珠江三角洲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十年代末的公社化运动、六十年代的经济生活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几十年时间，他无数次下到农村去，选择了生活点，真诚地按照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完全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交朋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亲眼看到并亲身体味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经受过的各种痛苦与欢乐。作为一个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他深深懂得物质创造者的价值。他从心底爱着他们。

　　有这样一些小事：六十年代初他下乡的“三同户”，至今仍与他通信，不时专程到广州来探望他;“三同户”家有人不幸去世，他寄去了钱;只要是美院的通知下到他生活的乡村，总少不了整天有人向你问起“老刘”，说起“老刘”;只要你常到刘其敏同志的家去，总有机会看到他的农民朋友住在那里;他这次出版的风景画集，也送到了“三同户”家中……。

　　几十年了，刘其敏同志义无反顾地坚持这样做。六十、七十年代是如此，八十、九十年代还是如此;过去年轻身体好事如此，如今六十多岁了，胃已切除三分之二，多种疾病缠身还是如此，我们是在不难想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在他生活中的位置。

　　应该说，刘其敏同志这批风景画中的许多形象，都不是太好入画(包括他为这批风景创作所画下的大批速写素材)，可是，他却情有独钟，画得那么有兴致，有味道，画得那么美。那些水泥、钢铁、公路，桥梁等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被画得那么有诗意，那大片天空、土地、水面、稻田等近乎单调的对象，被画得那么的生动耐看，甚至大量用尺来画直线，不会刻板，大面积色调平涂揉擦，也不感到腻。这除了与作者的素描功力、艺术修养有着直接关系外，还不能不看到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因为这一切，都与珠江三角洲土地的主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都倾注了刘其敏同志对他们的无比厚爱。他是以对人的衷心赞美来描绘画面上的每个形象，准确的说，是强烈的生活感受和表现欲望使他不断探索出能够充分表现对象的艺术技巧和语言。

　　如果说，在我国经济生活严重困难的六十年代初，刘其敏同志能够创作出《海滩上的防护林》等几件基调坚毅、雄伟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人民的本质力量与内在精神的深切感受与理解，那么，今天当人们已经凭着双手赶走了贫困，创造出世界瞩目的奇迹时，刘其敏同志的这批风景画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喜悦、激动与敬意，就更是理所当然。

　　对人的肯定和重视是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观明确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刘其敏同志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容置疑地把人确立为生活的创造者与历史的推动者。他把人与社会、与时代、与历史溶成一体去感受和把握，因而，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对人的赞美，是一种扩延至整个民族的对人的赞美，作品鲜明的时代意蕴与昂扬的精神基调中不时折射出历史的深沉与厚实，也因此，从刘其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大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对人的崇敬和深情不等于就能成为艺术，而当一个画家，在他成功的作品背后有着这种可贵的感情因素时，我们就不能不把这种因素纳入他创作的整体中去研究，不能不把这种感情与他的作品美学追求结合起来去思考。

　　对人的崇高与赞美——这积淀在刘其敏同志的审美追求里最宝贵的素质，应该是我们解读他的风景作品的基本总结。

　　四

　　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面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经历着一个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进程。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的重视和肯定，是人的因素在美术作品里主体地位的确立——人作为社会的主人，一方面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一方面直接参与了艺术作品的创造。三十年代新兴木刻、四十年代解放区木刻直到五十年代开国美术，都因此呈现出完全崭新的面貌。

　　当作品表现的主体与作品创作的主体都是社会鱼生活的主人时，不管是什么题材体裁、什么风格手法、什么创作方法、语言形态，都可以溶进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当代人们的情感、意志、理想、心声与愿望，从而体现出一种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精神基调。这是中国当代美术精神性的根本内涵。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的再次解放。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人们以新的自信和勇气创造着一个新时代，创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然而，由于这种“解放”与“创造”只能是一个艰苦的历史进程，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处于一种新旧交替与转型的状态。折射到美术作品中的感情倾向有些就难免无不偏颇，与社会的发展有些就不无分离，对时代精神有些就不无缓减与消解。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与亿万民众所创造出来的伟大业绩和由此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相比，美术作品对人的关注和表现是很不够的，远远不够。

　　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品味刘其敏同志的风景画、去感受一下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自然倍感可贵。显然对人的崇敬与赞美，在当今具有时代精神的意义。

　　作为创作主体，刘其敏同志的精神世界时充实的，对人民的崇敬所形成的强烈表现欲望，是他创作的根本动力。可以说在刘其敏同志的这批作品里，饱满的创作激情、理想化的思考、精心刻意的处理与自然贴切的表现效果是同步到位并共同构成其艺术个性的，这也显示了作者艺术选择与语言驾驭的自觉和能力。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今天当我们面临新的——过去不可能有的——艺术深度去进一步实现美术创作的精神价值这一历史要求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孤立地从形式上变换手法、追求效果，表层地进行模仿移植，至今仍然是导致某些作品内涵浅薄、苍白，缺乏创造和个性的主要原因，最终页解决不了艺术发展的问题。无论从理论认识方面，还是从包括刘其敏同志在内的许多画家的实践方面来看，艺术形式的探索与精神内涵的挖掘，始终都应该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创作全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进入某种审美的层次，体现某种审美的要求，其前提则是创作主体的自觉。

　　关于刘其敏同志的人品，本文前述已有多处涉及。这里不打算继续展开，只是想再一次强调指出，从刘其敏同志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作品审美追求的精神价值，归根到底取决于作者的精神世界。

　　历史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精神领域需要而且可以更强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刘其敏同志这批作品有着它的必然性。这是时代的给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

　　五

　　对刘其敏同志作品的审美追求的分析，自然应该包括对它在实践中要继续解决的问题的重视，我们可以希望在“景”与“人”的关系上，把握得更典型一些，以通过一定数量(而不是不定量的一批)的作品就能涵盖出表现的旨意;可以希望对画面意境的追求更深切一些，以继续加强每一幅作品不同的感人力量;可以希望这种“加工”与“改造”作为素描艺术语言能更精到一些，一进一步提高作品的审美含量——这一审美追求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然而，当前更应首先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批作品的成功及其影响，是这批作品表现出来的不仅具有整体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美学价值。我认为，对此尚需给予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经过与美术界朋友的切磋，刘其敏同志正认真思考着自己的下一步。从目前作者所具备的创作势态及积累的创作能量看，继续沿着原来的取向，拿出一批新作，只是迟早的问题，而且肯定会有新的进展和提高。

　　今天，艺术的多元发展使我们有空间广阔的探索天地，有无比无比丰富的选择可能，但，如何才能作出明智、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课题。

　　刘其敏同志的作品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使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对时代的呼唤作出自觉的回应。

作者：潘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