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写生二十年”在武汉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武汉美术馆主办,中国油画学会协办，武汉荣宝斋担任支持单位，展出冷军、朱晓果、刘昕、郭润文、徐芒耀、庞茂琨、高小华、王心耀、高鸣峰、石俊、罗敏、陈子君等12位艺术家的140余幅油画作品，并通过展出作品以及现场沙龙呈现一场源于偶然却持续了二十年写生的坚持，以及一场关于持续二十年写生意义的探讨。

“‘观看’与‘被观看’——写生二十年的意义”艺术沙龙海报

　　杨小彦：阅读他们二十年来的写生作品，我觉得其中突显了画家们对于写生各自独特的理解，他们的作品丰富了我们对于写生的认识。所谓写生，一般而言，多指画家面对物象时所采取的态度，所以观看构成了写生的第一要义。但是，如果以为写生只是一种观看，则不能解释艺术的多样性表现。事实上，写生仍然要转化为每一个画家的独特眼光，物象才能在画家手中转化为艺术对象。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实践，对于理解绘画艺术的价值，提供了一种直接的经验。

　　从艺术的在地性来说，共同趣味很多时候在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常切磋，他们生长在同一座城市，说着同一种方言，保持相同的生活习俗，彼此之间亦师亦友亦兄亦弟，从而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在风格上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夹杂着个人不同的认知。我想艺术史上的所谓流派，大概就是这样自发产生的。这一次展览中，刘昕、高鸣峰、石俊和冷军、郭润文正保持了这样一种紧密的趣味关系。其中还包括朱晓果，其趣味与画法也和这一群体密不可分。从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出，冷军和郭润文显然是这一趣味集团当中引领潮流的当然代表，他们的审美差异与追求，也分别以不同的层次和理解方式，充分体现在其余几位画家的作品之中。

　　完整性是徐芒耀的目标。他希望自己的艺术有一种探索，其中的核心概念是对美的持续追问。一方面他尊重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就有对象都必须经过审美的选择而进入画面，使之成为美的言说。关键是，这一言说不完全是视觉的，更是观念的。徐芒耀的工作和庞茂琨似乎有某些相像，不过，一旦我们进入到庞茂琨的艺术世界之中，就会发现，这位六零后的画家一直不满足于自己对于造型的娴熟把握，他越能轻而易举地描绘对象，就越是怀疑这一能力是否严重地影响他对世界的全新认识。所以，庞茂琨的艺术一直在急剧地变化当中，从一个系列迅速跳到另一个系列，其中的直觉却是对观看的质疑，进而对描绘的质疑。这在他的艺术中造成了一种审美上的奇特对峙，写实的外表与质疑的气质，让画家保持了一种隐藏得很好的激进姿态。当然，写生还是写生，在庞茂琨少数几次参与的活动中，他的现场描绘能力获得了众人一致的称赞。高小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绘画”的主要代表，其写实能力很早就获得公认。有意思的是，从他参与写生活动的现场作品看，高小华有一种几乎是自发的幽默感左右着他的画面，使作品散发出一种少有的世俗倾向。在他的写生中，略微的变形生动有力地营造了现场的活跌气氛，极大地丰富了写生的内涵。在我看来，这显然是画家经过长期探索呈现出来的一种巧妙介入现实的视觉方式。与此相反，武汉的王心耀则以平实的态度把描绘性和观看性结合为整体，让写生成为生动的现场感知。我不知道他的这一态度是否成为画家走向抽象形式的关键，至少他通过写生所获得的灵感，已经不能用画面效果来衡量，直到有一天把生动的笔法独立成语言，用以诉说情感的纯粹意义时，王心耀才觉得自己完成了一段审美的探险。

“‘观看’与‘被观看’——写生二十年的意义”艺术沙龙现场

　　郭润文：二月写生，最初是几位投缘的画家朋友聚在一起写生，实际只是朋友聚会的一种形式，这个活动持续至今，已经在美术界或社会上造成了影响力。然而，于我来讲，也就是一份情节。

　　二十年前的城市没有现今的嘈杂与喧嚣，人们安详而淡然地生活着，陈旧却整洁的街道，温情而悠然的小巷，小巷尽头的红砖房屋。那时的朱晓果家是我们常年春节聚会的地点。我们一群人涌入他家，一起做饭，一起谈天说地，这样的镜头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温馨，每个人在酒精的燥热之后脸庞泛起微红的光，额头与鼻尖上的高光不断在空气中跳跃……

　　对于理想，人们都会觉得高深或遥远，其实，如果从你感兴趣的事情做起，你就会慢慢接近理想。当年，我们只是一群热爱画画的青年，利用春节聚会的时机来做点事情，由此发生、发展。当年的写生也不是一成不变，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初大家就是出外踏青，我们有一个朋友谭晓辉，一个收藏家，热情好客，因为他有车，他便经常开车带我们去玩耍，武汉周边的农村，如黄陂、通山等地方，我们都去过。慢慢地，大家在野玩的基础上偶尔带上工具，画画风景写生，后来由于天气原因，从1997年，慢慢就固定下来在室内画人物写生，一直持续至今。

　　那些年我们画过很多不同职业的模特，画过空姐，画过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画过演员、银行的职员等。我们对模特的选择标准，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漂亮，而是要符合或接近我们的审美品味。最初，我们对服饰也没有过多要求，你穿什么来，我们就画什么着装，慢慢挑剔起来，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成熟的想法，对模特、服饰等有了我们自己的要求。

　　对于模特形象的描绘，也是一个变化、学习的过程。前十年基本是针对模特本人的气质进行表述，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是学生或者职员，她的穿着肯定符合本身的职业要求，后十年就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带有了一定的主题性。写生既要再现，更要表现，表现不是从你落笔的一刻起，而是从你摆模特的那一刻就已开始。每一次对于模特动作、服饰或配景的思考，都考验着画家的审美情趣。有的画家喜欢描绘本质的形象，我更喜欢将模特形象进行改造，通过动态、服装、发式与配景等，以期达成或接近心中理想的标准。

　　前十年写生地点变换了很多地方，有冷军文联的画室、画院的画室，也有他的私宅。从2007年到现在刚好十年，我们就一直在这座老建筑里画画，地点不曾变换过。这座建筑于1902年由俄罗斯茶商李凡诺夫修建，它具有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特色，冷军把这里租下来之后，依据异域情调重新进行了装修，陆续购置了许多国外精美的雕塑，并添加古典家具以及其他配景，使整个环境呈现出一种古典怀旧的艺术氛围。所以，写生二十年，最重要的时间是在后十年，前十年还处在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后十年就相当严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1996年2月木兰山写生

　　我们的写生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我们二十年来的坚持分不开，也与各种力量参与进来分不开。其中一个有心者叫鲁静，他是武汉荣宝斋的老板，他组织了多次活动，其中就有三次国外的活动，两次是写生，一次是展览。两次国外写生，一次在俄罗斯，那是2007年，我们这批人，加上其他几个人，到俄罗斯画了20多天，风景写生和人物写生交替进行，回来以后举办了一个展览，出过一本书;另一次是去年在法国的写生，我们到法国画了20多天的画，在武汉举办了一个展览。一次国外的展览是2013年，地点在意大利维多利奥美术馆，维多利奥美术馆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位于意大利的罗马，我、冷军、朱晓果、刘昕、庞茂琨、徐芒耀、王心耀、忻东旺、马林、陈子君、罗敏都参加了，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十张画，取得了非常好的展览效果。

　　其实，这个活动是通过多方面的人一起来共同参与，才使得它变得有意义起来。对于艺术活动本身，我们普通的画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察觉，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影响，慢慢就广泛传播开来。现在每年都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看我们画画，似乎感觉这帮艺术家很幸福，也许，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画画的感觉很惬意，所以才能坚持20年。

　　我们这个活动有很强的正面文化传播的性质，它把过去艺术家完全独立的状态解放出来，以往的艺术家大多数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画画，没有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如今，我们却给很多人制造了一个艺术的环境，使他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艺术体验。

　　写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儿时的情节，回到最初的原点，每一年的“二月写生”如同自己又回到原点。

　　虽然，我们的写生活动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但于我们心中，我们依旧只是做着我们喜欢而愿意去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很特殊的一个群体现象当成艺术事件来传播，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也可以传播，当然不是一次，它是20年，等于是20次，这样就有价值了，在全国没有过这种情况，它很接近于西方美术史上的印象派、巴比松画派那种形态，它们都是自发的群体活动，最后被美术史认定为一个学派、一个流派。

　　我们这个群体常被传媒叫做二月画会，我始终认为不甚妥当。二月画会这个名字当然很准，就是二月份画画，从直观的意义来讲没有错，但是如果把它形容成一个画会，就必须有很强的组织性在其中，我们只是聚在一起画画，传播我们对绘画的感觉，无意中对公众起到了一个美学上的普及。

春节画室写生老友冷军、郭润文、刘昕、朱晓果在“二月写生”现场

　　冷军：写生是画家感受对象、观察对象和表现对象的最佳路径，无论是训练和创作都不应该忽视它。对于画家而言，它是一个不断与对象互动和阅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机的、鲜活的、不断变化和相互促进的，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一个从低级到高端的过程。

　　写生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对象的客观性、物质性居然部分取决于画家自己，不同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和作画方式都会影响到画面最终的结果。与画照片相比，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写生是活的，与对象有互动和可变化的空间，画家的观察与表现也因此变得更有余地。画照片是死的，对象一览无余，画家的工作往往只有被动的抄袭或手工劳动。

　　对于这二十年的写生，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绘画只是一个副产品;我们几个人每年在这段时间一起画画的状态，那种发自内心的牵挂，这是最重要的。这20年走过来，我特别感恩，我们有这么久的缘分;也很骄傲，一直和你们一起做自己喜欢、大家都喜欢的事情。

2016年法国写生游

　　朱晓果：头几年聚在一起，写生只是消磨节假期的空闲，模特随便拉个就行，无模特时，画友也拉来坐半天，我和刘昕、高鸣峰也在实在无人可画时也被画过。那时冷军、郭润文正处于创作高峰，冷军的世纪风景与五角星系列已完成，郭润文也完成了怀旧景物与观念静物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已近耗尽精力，所以春节期间画点小品也算是一种放松。写生的场地也不讲究，冷军的个人画室、刘昕的画室、文联展厅都画过一阵。画完了，画送给模特是常有的事。直到冷军租下旧租界的画室，写生才进入了稳定状态。有好几年，春节写生的作品竟占了冷、郭二人全年作品件数的大部分。未画完的写生运回广州慢慢调整，占去了郭润文不少时间。冷军坚持写生画作完后不做修改，春节期间也有十多幅完成。这些作品也成了二人参展作品的一部分。我和刘昕多时只画点小幅头像，作陪聊天而已。刘昕是春节写生的最早参与者，自述写生对创作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十余年期间，刘昕作品日臻醇熟，在系列静物作品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浑厚且通透的风格。

　　徐芒耀有三年春节也在汉写生，徐芒耀在武汉工作多年，当年学生众多，大家都尊为前辈。徐芒耀离汉赴浙美读研时，在码头送行的好友及弟子就有五、六十之众。所以每年回汉都有老朋友来画室探访相聚，聊起劲了，常忘了画画，浙美有条“徐芒耀小路”，说的就是徐芒耀热情健谈的个性。石俊是老友，曾在香港漂泊多年，也算阅尽世相后得一份从容，现任教澳门大学理工学院，每年也从澳门回汉过春节，聚在一起画也有十余年，写实绘画在澳门难觅知音，每次春节写生有找到“组织”的感觉。陈子君陪郭润文回汉也来画过几年。罗敏隔三差五也来画一会儿。两位女画家给画室添加了不少情趣，陈子君写意式画面充满灵性，与众人的画相映成趣，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

　　陈子君在艺术风格上与传统藕断丝连，渐行渐远的玩味形式语言，且印记上了女性的敏感特征。罗敏写生慢慢悠悠，在极小的画面上心不在焉的经营，且时常画一半人就消失了。离开群体后，罗敏画了一批“睡莲”，一种喃喃独语的状态。庞茂琨来画过几天，模特是中国油画协会聘请的维吾尔族女孩，庞茂琨写生快速准确，大幅画面的控制能力很强。由于与郭、冷、徐诸位同属“中国写实画派”，所以希冀庞茂琨的参与能给画室增加多样性的交流。高小华及成都的几位画友也来画过几天，回去后，高小华还画了一组黑白的写生场景组画。画室不大，人多时，我和刘昕就轮休。难得天气晴好，轻松郊游两天调剂一下也是常有的事。玩过的旧地会多次重游，吃过的餐馆会再次光顾，人上了年纪都与记忆亲近。一次在郊外餐馆叫了一盘油炸麻雀，上桌后郭润文一尝觉得味道不对，最后逼问出是雏鸡冒充的。店家不知，几十年前，在座有几位都是打麻雀的老手，也知其烹味之妙，由此唤出的青春记忆令人感慨。

　　由于媒体经年关注，春节写生一事被广而告之，微信自媒体的传播相当于现场直播，洞庭街86号成了大众注目的焦点。不少学院学生及绘画爱好者从外地赶来观看，有的就近住宿下来，一呆就是十来天。这几年画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得靠人安排半小时分批进出。这情景每人感受相异。郭润文教学已养成被围观才兴奋的习惯，冷军近年常受邀作写生讲课，久存的传道之心也被激发了。徐芒耀对此有些惊愕，他处理细节是用画杖支撑的，人从身边走过，地板有颤抖，既无法拒避也只好接受了。刘昕也不习惯人多，他认为作画是一种私密的事。这几年，人太多时我就回避了。

　　写生如何被定义——面对一个自然对象，然后摹写，郭润文按自己画面的需要来摆弄模特，这种画前经营一般要费小半天。陌生化，去掉生活痕迹——这已不是写生意义里的自然对象了，剩下的是构图、光线与色调及一种情绪，模特儿的服装都是从市场上收集来的，着装后的模特儿如果上街，定会招来异样的关注。人可以当做物来画，物可以当作人来表现——郭润文将长期教学示范积累的个人经验应用在这里，这也是每年春节都有广美油画专业的学生相约来武汉观摩的原因。后十年的春节写生，郭润文的语言表现在松驰写意与准确深入间反复转换，在一天时间的写生作品里，郭润文留下了一批极具表现力的作品，这批作品的笔意及画面半抽象的皱擦经营很值得玩味。减去结构细节，加添笔触趣味，这是我所谓的“郭氏加减法”。

　　冷军的场面写生持续了十来年，他天性寻求有挑战难度的尝试，繁复的背景、结构复杂的家具及指甲般大小的人物头像，画面生成的过程充满戏剧性。冷军将在超写实绘画里的极致追求复制到写生里了。近两年，冷军在调整感觉，较以前的画面强调了空间感，这种改变可能来自数年在美国所画的《古董店系列》。冷军极少在认知上去亲近历史上的名家，唯萨金特是个例外，形体的准确及笔触的生动在他看来是写生的至上境界。冷军的绘画与西方传统没有渊源关系，在《世纪风景》系列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传统及现代的样式可借鉴。在早期写生时，画室里会发生一些争论，关于表现方式的问题。后来发现，保持各自的认知是一件好事，彼此独立也是聚会能持续的原因之一。

　　刘昕写生多是小幅头像，写生起始会预设习惯的暖灰色调，然后轻松进入描绘，在冷军的场面写生里，他成为最佳的描绘对象，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刘昕常处于边角，这种边角往往是不太适合写生的角度，显然这是每次写生谦让的结果，和我一样，拍到较满意的照片，再回到自己画室画一两张。刘昕创作多是静物，先前曾作过一些预设观念的尝试，近几年沉迷于对器物本身所承载的意义的再现，在静物组合上充分表达出他对旧物旧事的伤怀之感。

　　石俊多年从事油画教学，写生注重笔意，色调优雅，是个心理比较细腻的人。十几年，每个参与者都从春节写生中获益菲浅，在日常的绘画里，写生的经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作无论取向如何，技艺是术也是道。

“二月写生”现场

　　樊枫：19世纪50年代左右，在欧洲有一群挚爱写生创作的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近邻巴黎的一个叫“巴比松”的小村庄里，因以忠于表现眼前的自然环境为创作理念，先后创作出了无数佳作，如卢梭的《橡树林》、柯罗的《枫丹白露的回忆》、杜比尼的《池塘》、米勒的《春》等优秀之作，渐为当时画界所知，以至于影响了后来的印象派，因此美术史把这个没有共同艺术主张与宣言的艺术家群体，称之为“巴比松画派”。了解该段美术史的人，不难知道，正是这样一群以写生为创作理念的艺术家们，成为书写西方现代美术史一个重要篇章的同时，也成为后来无数艺术家追求与向往的美好念想。

　　从19世纪的巴比松到21世纪的武汉，之间跨越160余年，这很自然而然地让我发现，参加今天这次“写生二十年”展览的冷军、郭润文、刘昕、朱晓果、徐芒耀、庞茂琨、高小华、王心耀、石俊、高鸣峰、罗敏、陈子君等“二月写生”群体的写实油画家，其行为很接近上述所说的“巴比松画派”。

　　在喧哗的当代艺术氛围之下，这样一群专注于传统油画技法语言的艺术守望者，用其自己的实际行动，二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对艺术理想的追求、坚持对西方写实绘画的探索、坚持对这种艺术方式的本体表达，同时，这群艺术家又因武汉这座城市的生活与工作背景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时空，链接着一份内在情感的同时，也让这座城市文化记忆显得极为丰厚与浪漫。

　　“二月写生”的意义，不在于艺术家的聚集作画取乐，而是艺术家对艺术所认知的集体意识性。正是这种“集体意识”带动着共同理想与追求，其氛围是那么的和谐。凡有理想的共识是极其珍贵的，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因而，他们将此“珍贵”与“理想”献给了其共同所爱的这座城市。

“二月写生”现场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