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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播报】不可错过!徐悲鸿三件巨制同框展出

雅昌艺术网 蔡春伟 著 2018.01.29

盘点一周艺闻,短评艺术事件,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雅昌为您带来的艺术播报,我是樊玮。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周艺闻,看看本周的热点事件和精彩展览。

三件鸿篇巨制首次同展 2018为何重提徐悲鸿?

 2018年1月25日,“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示并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18件。

  展览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篇章为“民族精神”,展出徐悲鸿具有代表性的巨制;第二篇章为“图稿叙事”,展出徐悲鸿的珍贵画稿与素描;第三篇章为“家国忧思”,展出《马》《狮》《鹰》等家喻户晓的作品。

现场文献展示

  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告诉雅昌艺术网:“《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徯我后》是国家一级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局规定,通常我们只能展示一幅,这次展览三幅作品同时展出,同时还展示了《愚公移山》的国画稿,还有徐悲鸿两张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长卷《巴人汲水图》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23年来在美术馆做的最大一次徐悲鸿展览。”

  “民族精神”:徐悲鸿代表性巨制

  展厅内,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美术馆的圆厅的“民族精神”板块,展出徐悲鸿最具代表性的油画、国画作品,最主要的则是上文介绍的三件油画。如今,我们看到的作品色彩光鲜,就像是刚画的一样,保护的非常好,但其实这是后期请卢浮宫的油画修复专家修复后的面貌,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往事。

  据徐悲鸿之子徐庆平介绍,十年浩劫之时,徐悲鸿纪念馆曾被拆除,当时保存在仓库的徐悲鸿画作和他的收藏将要被一把火付之一炬。徐庆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将噩耗告知母亲廖静文,廖静文先生当时无法行动,只能亲手书写一封书信,写给周总理。时隔几十年,徐庆平还清晰的记得,书信的封面写了一个“急”字,后面加三个圆圈,母亲让徐庆平送到中南海,徐庆平在那里有幸见到了周总理的秘书,将信送上。不久之后,门口的大爷跟徐庆平说,纪念馆来了一辆解放军卡车,将两个仓库的一千两百多幅书画作品全部拉走了,具体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是谁拉走的,也不知道。十几年后,毛主席周总理提及要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徐庆平被带到了故宫,才知道这批作品被放置在了故宫的一间仓库里,十几年的时光,这批作品就这样静悄悄地被安置在故宫,当他去领回这批作品时,打开了一张油画,但那幅油画只打开了一寸,徐庆平发现颜料像粉笔末一样全部掉下来,只剩下一张白画布,徐庆平立即明白,这批画不能动了,直到邀请到卢浮宫的修复专家之后,才敢打开画作,一寸一寸修复作品。

徐悲鸿 《巴人汲水》 纸本设色 294x63cm 1937 徐悲鸿纪念馆藏

  《巴人汲水图》这幅作品大家应该不陌生,之前在拍卖上出现过一幅。徐骥介绍,这里展示的是徐悲鸿的首创,这件作品曾经在香港展出,被当时的印度大使看上,想要买但徐悲鸿舍不得,对于他来说作品就像是他的孩子,于是他又连夜临摹了一张卖给了印度大使,而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却是最初的原创。

  作品创作于1937年,当年南京沦陷,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入蜀,他每天从自己的住所嘉陵江岸边坐摆渡到中央大学去上课,都会看到辛苦劳动挑水的人民,目睹百姓的生活困境,他疾笔创作了这件作品,还提诗:“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忝血汗熬。”体现出徐悲鸿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人民艺术家。技法上,用西洋画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在挑夫身上适当加强了筋肉体积感,突出人体的健劲有力,表现出劳作的繁重,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

徐悲鸿 《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 纸本设色 352x71cm 1949 徐悲鸿纪念馆藏

  《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是第一次离开徐悲鸿纪念馆展示,作为第一个新中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徐悲鸿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全场沸腾,为中国人民鼓掌欢呼。中国代表被举到空中,场面感人至深,徐悲鸿当即构思了这幅巨作。

  用中国水墨描绘如此人物众多的真实场面,这是中国绘画史上从未有过。徐悲鸿为此作了大量准备,为郭沫若、田汉、马寅初、邓初民、翦伯赞、丁玲、肖三、古元等作了数十幅肖像写生。画面上中外人物多达百余个,郭沫若等被外国友人举在空中,中国代表们与表示祝贺者握手、拥抱,楼上的代表和底层的代表一起鼓掌。这幅巨作为中国文化界的志士仁人和外交事业的开端留下了精彩的写照。

  图稿叙事:《愚公移山》先有油画还是国画?

  “图稿叙事”部分为展览的第二篇章,首先包括上文提及的《愚公移山》中国画版本及21件画稿与素描,其中多件图稿为首次展出。《愚公移山》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动作,包括里面劳动的大象、牛徐悲鸿都用素描来单个展现出来,遗憾的是,这幅作品至今没有找到整体小稿,而油画版本有完整的创作小稿,现在关于徐悲鸿的研究中就包含着这一主题:他到底是先画了油画还是先画了国画?徐骥谈及,也希望观众能协助来进行一些研究,分析到底油画在前还是国画在前。

徐悲鸿 《愚公移山》中国画版局部

徐悲鸿 《愚公移山》画稿 素描 33.5×56cm 1940年

  1939年,徐悲鸿受泰戈尔之邀赴印度讲学与展览,展览也展出了徐悲鸿分别以油画和国画创作的泰戈尔像,尤其是水墨版本的泰戈尔像,可与西方油画的写实效果媲美。画家对人物的塑造完整、浑厚,衣纹线条的组织优美流畅,通过墨线的穿插和疏密浓淡的变化表现出银色的须发和厚重的长袍。

  对双目的刻画尤其细致入微,泰戈尔凝视着前方,好像在构思新的诗篇。诗人一手握本,一手拿笔,动作自然生动,极具神情,它们似乎也在传达着泰戈尔的思想,与脸部表情互相呼应。一片树林作为浓郁的背景,衬托着沉思中的诗人。两只小鸟站在树梢上,与他相伴,真是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这张画突破中国肖像画不涂背景、留出大片空白的传统手法,以强烈的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徐悲鸿 《泰戈尔像》 纸本设色 51x50cm 1940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 《侧目》 纸本设色 111x109cm 1939 徐悲鸿纪念馆藏

  家国忧思:徐悲鸿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第三篇章为“家国忧思”,展出徐悲鸿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马》《狮》《鹰》等作品以及为系列主题创作而绘制的图稿,通过这些描绘出艺术家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徐悲鸿的醒狮、雄鸡都是用以物喻人的描绘方式来表现出的画家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一部分是对徐悲鸿马的全面展示,单马、群马、四马,他的马家喻户晓,就像齐白石的虾一样,但徐悲鸿的马跟古人的马不一样,他的马很瘦,腿很长,没有缰绳,信马由缰,没有束缚,表现了他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精神。

徐悲鸿 《奔马》 纸本设色 130x76cm 1941 徐悲鸿纪念馆藏

  比如创作于1941年的这件《奔马》作品,当时正值第二次长沙会战最艰难的时刻,徐悲鸿在新加坡心急如焚,所以画这张奔马图,这张作品在他那里叫《追风》也叫《前进》,寓意长沙会战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表现他对国家、人民的关怀和战争胜利的愿望。这幅作品也成了徐悲鸿奔马图的符号:“我个人认为,这匹马代表了中国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符号,中国人将龙马精神,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徐悲鸿的马代表了中国人民那种勇往无前,坚韧不拔的精神。”

徐悲鸿 《群奔》 纸本水墨 95cmx181cm 1942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很多人认为徐悲鸿会画《八骏图》或者《十骏图》,但徐悲鸿纪念馆最大的群马图是《六骏图》,六马组合,呈现于画面之上,构图的安排、墨色浓淡的把握都体现了画家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极具天赋的想象能力。画家以线条和墨块简练地挥写出运动中的马群,以画面中部第三匹马为核心,传达着无坚不摧的力量。马与马之间的关系疏密有致,上下空间饱满, 显出一往无前的磅礴之势。画家将西方绘画的透视融入其中,运用颜色的轻重区分主次前后。六匹马形态各异,体态优美。画家运用重墨、重色和高光处留白的部分产生对比,使最前面的一匹马最为突出。右边第二匹马与左边第一匹马墨色稍淡,拉开了和最前面马的距离,中间两马一灰一棕,使用轻重不同的墨线,形象地表达了马的动态。最远处的马,我们只能看到寥寥几笔绘出的马头,虽然极其概括,观者却能感觉到四肢躯干的位置和体会到它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强大冲击力。画家运用了大角度透视造成的力度,夸张了马腿长度,尽现了骏马风驰电掣之势。作品奔放而沉雄,体现出徐悲鸿创作的浪漫主义情怀。

徐悲鸿 《会师东京》 纸本设色 113x217cm 1943 徐悲鸿纪念馆藏

  《会师东京》是一幅取自谐音之意的寓意画。怒吼的群狮代表了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它们个个英姿勃发,双目怒视前方。绷紧的肌肉、粗糙的鬃毛和身体厚重的质量感,使画面洋溢着刚劲雄强之气。众多的狮子会师于日本富士山山巅,预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各国的胜利必将到来。画面以灰暗色调、战云密布、风起云涌的氛围映和着群狮的威猛,说明正义的力量必将胜利。一轮红日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喻示着民族斗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此画极富艺术想象力,也极具时事上的预见力,正如画家在题词中所说:“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将实现也。”

  我们通常知道徐悲鸿善画马,其实他也善画狮子,徐骥表示,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时,经常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去动物园对狮子进行写生,他画了有上百张速写稿,为他后来的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徐悲鸿 《小猫 》 纸本设色 108x36.9cm 1938年 中国美术馆藏

  现场还展示了一幅《小猫》作品, 徐悲鸿爱猫,曾在家中养过许多只猫。他自己甚至说在其动物画中,猫画得最好。这幅《小猫》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画立于奇石上的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它正在回眸一瞥,两眼十分有神,将徐悲鸿所倡导的“惟妙惟肖”艺术观表达得颇为到位。此画有笔有墨,对于结构与细节刻画得决不含糊,猫身上的墨块以及块石则是大写意的,堪称以形写神的典范之作。

徐悲鸿 《马》 纸本设色 109.6x36.1cm 1948年 中国美术馆藏

卓纳画廊落户香港!开幕首展呈现米凯尔《太阳的火焰》

 (雅昌艺术网讯)在2018年的元月,一枚重磅消息炸响了亚洲艺术圈,世界顶级的卓纳画廊欣然宣布香港空间将于1月27日正式开幕,并委任许宇及Jeniinfer Yum为总监。同时,画廊开幕展将呈现当今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比利时艺术家米凯尔·博伊曼斯(Michael Borenmans)的全新油画作品。

由左至右为:Jennifer Yum、David Zwirner与许宇

  卓纳画廊是位处纽约及伦敦的当代艺术画廊,现代理超过50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拥有过百人的专业团队。画廊自1993年创立至今,成功举办了众多具开创性的展览。卓纳画廊活跃于一级和二级艺术市场,一直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许多已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列。

  作为卓纳画廊在亚洲的首个空间,香港画廊位于中环H Queen’s大楼的五至六层,共计超过10000平方尺,包括四个大小可变的无柱展览称帝,可配合各类艺术作品的展示。H Queen’s是香港的艺术和生活品味新地标,由思联建筑(CL3 Architects)的著名建筑师林伟而设计。卓纳画廊香港空间将继续由曾负责画廊纽约和伦敦空间的建筑师Annabelle Selldorf担任室内设计师。

卓纳画廊香港空间

  作为卓纳画廊隆重呈献的香港空间开幕展“米凯尔·博伊曼斯:太阳的火焰”极具现场震撼力。此次是博伊曼斯于香港的首次个展,以及与卓纳画廊合作的第六次个展。

“米凯尔·博伊曼斯:太阳的火焰”展览现场

  “太阳的火焰”系列大小尺幅的画作描绘了幼童们顽皮而神秘的行为,渗透着险恶意味和暴力暗示。画中的幼童单独或成群结队地在类似摄影棚背景布一样的场景前玩耍,没有既定时空,充分展示出近年常出现在博伊曼斯作品中的戏剧化氛围与技巧。幼童令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画中出现的小天使,寓意人类的状态;他们天真无邪的本性与画中表现出的阴暗形成强烈对比。展览的另一组油画则描绘了不起眼的仪器,其神秘的存在与幼童的共存,令人产生不祥的预感,并暗示着科学实验的元素。

“米凯尔·博伊曼斯:太阳的火焰”展览现场

  博伊曼斯创新的绘画方式备受国际肯定。他题材丰富的画作结合娴熟的绘画技巧和间接主题,并以当代艺术独有的复杂手法处理普世议题。

《太阳的火焰》,2017,板面油画

  正如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及艺术史学家迈克尔·布雷斯韦尔(Michael Bracewell)于本次展览图录中的文章里提及的,观者“被一种诡异的时间循环所吸引住。那里,如同早期大师般的精湛技艺被用于去服务令人炫目的现代主义视野,而这技艺之高尚,在于其以绘画再造人类的存在,为万世捕捉转瞬即逝的一刻。”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些作品描绘出的心理状态并没有被解读的意图:“‘太阳的火焰’里的大部分画作所描绘的场景都展现了一种存在状态或者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原始本质不受控制也没有方向,处于无政府状态——弗洛伊德式初级过程的‘本我’恣意妄为,没有‘自我’介入本能行为和‘现实’之间……米凯尔·博伊曼斯的艺术似乎总是基于谜团、歧义、绘画诗意三者的汇合处:将美与奇异结合;把历史上的浪漫主义交由神秘的控制力量左右,而这股力量既不必是粗暴恶意的,也不一定是善良的。”

《太阳的火焰》,2017,板面油画

  米凯尔·博伊曼斯(Michaël Borremans)于1963年在比利时赫拉尔兹贝亨出生。于1996年在比利时根特的圣路艺术及科学大学(Hogeschool voor Wetenschap en Kunst, Campus St. Lucas)获得美术硕士学位。自2001年起,卓纳画廊开始代理博伊曼斯的作品,曾与他合作举办的个人展览包括「Black Mold」(伦敦,2015)、「The Devil's Dress」(纽约,2011)、「Taking Turns」(纽约,2009)、「Horse Hunting」(纽约,2006)和「Trickland」(纽约,2003) 。

艺术家米凯尔·博伊曼斯在展览现场

  今年,正值卓纳画廊成立25周年,画廊将于25周年之际举办一场特别展览,横跨画廊位于纽约切尔西区的所有空间,展出一众画廊代理艺术家的作品,向那些自画廊1993年成立以来,成功塑造了一场场高素质展览的艺术家致敬。

  正如画廊创始人大卫卓纳所说:“际遇会偏袒勇敢的人,在我们往过去看的时候,也正好在香港向前展望。”

“村上隆:吃自己腿的章鱼”大型个展2月份在温哥华美术馆举办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隆的大型个展今年二月将到温哥华美术馆!《村上隆:吃自己腿的章鱼》是村上隆艺术生涯的一个重大展览,也是他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回顾展,包括了艺术家在近叁十多年裡创作的五十多幅各具特色的作品。展期从2018年2月3日至5月6日。

Takashi Murakami, Tan Tan Bo Puking–a.k.a. Gero Tan, 2002, acrylic on canvas mounted on board, Private Collection, Courtesy of Galerie Perrotin, © 2002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村上隆1962年出生于东京,1986年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1991年作为当代美术家举办首次个展,1993年成为第一个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博士学位的获得者。长期以来,村上隆在全球艺术界确立了自己不可颠覆的地位,被称为日本的安迪·沃荷,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东京森美术馆、芝加哥当代艺术馆都举办过个展。

Takashi Murakami, Photo: Maria Ponce Berre, © MCA Chicago

  艺术家早期至近期的作品在展览中均有体现,包括最新创作的五米高雕塑和专为温哥华美术馆展览创作的新艺术品。展览充分体现了村上隆一直以来对歷史主题的深度探讨和接触。展览中的绘画和雕塑显示了村上对手工艺的鐘情以及不断更新的审美观和文化灵感——无论是佛教民间传统、艺术史,还是流行文化,村上都不断扩大着他无限的想像空间。

  村上隆80年代早期的绘画便将传统技法和形式与当代主题相结合。因学习过传统日本画,他运用了矿物颜料所调出的生动颜色、採用细緻描绘工艺,把传统的材料和审美与富有时代性的话题融合,包括核电危险和对全球消费主义反思。

  90年代后期,随着村上隆独特的超扁平(Superflat)概念的发展,他对日本和美国文化中传统与当代美学的混合进入了新的领域。超扁平既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时尚。它强调了二战后日本的文化属性,特别是日本作为Hello Kitty等流行卡哇伊商品的生产者。在超扁平的世界里,宅男们(指痴迷漫画、动漫或科技的怪才)成为当代文化的推动者。这些理论显着地影响了村上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他採用高度精鍊的日本古典绘画技术来描绘一个扁平化的世界——一个波普、动漫和漫画的混合体。

Takashi Murakami,Klein’s Pot A, 1994-97, acrylic on canvas mounted on board in plexiglass box (optional),Colección Pérez Simón, Mexico © 1994-97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hoto: Yoshitaka Uchida

  这种独特的风格造就了村上最受欢迎和识别度最大的作品,包括DOB先生,一个老鼠般的角色。作为半个自画像、半个大使,DOB先生为村上艺术生涯中所创作的其他角色开路。动画般的大眼睛、锯齿状的牙、圆弧形的字母都是标誌性的图像,展示了超扁平概念的灵活性。这些图像成为容易辨识的视觉包装,从绘画、雕塑、壁纸、绒毛玩具、贴纸和其他商品,佔据任何可以想像的表面。此外,村上认为他与大牌的合作是对等级众多、具排他性和精英主义的艺术世界体系的一种“瓦解”手段。

Takashi Murakami, 727, 1996, acrylic on canvas mounted on boar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Gift of David Teiger, 2003, 251.2003.a-c, © 1996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hoto: Tom Powell Imaging

  村上隆也是跨界合作的天才,多年来他与Kanye West、Pharrell Williams、范斯、谷歌、植村秀、卡西欧和Supreme等大牌都有强强联手。其中他与路易威登长达13年的合作为这个传统品牌增添了多彩时尚的卡通元素,不但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颠覆了整个世界的审美观。

Takashi Murakami, Flowers, flowers, flowers, 2010,acrylic and platinum leaf on canvas mounted on aluminum frame, Collection of the Chang family, Taiwan © 2010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在把自己定位于奢侈品和名人文化的中心之后,今年来村上开始逐渐抽离了使他成名的商业、动漫风格。深受2011年大地震和海啸中近一万五千人身亡影响,村上重回到他创作的根基——传统日本画,在此找到适当的回应。村上开始专研佛教图像,希望藉由漫游的罗汉(佛教僧侣)形象去安慰和启发他人。这开启了他一系列新绘画的创作,描绘了一群结合传统与现代日本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古怪而有个性的罗汉们。

  由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主办,Michael Darling及James W. Alsdorf 首席策展人策划。

  2018年2月2日|星期五

  村上隆生日狂欢宴+宴后派对

  在此展览开幕之际,我们将于2018年2月2日晚推出一场高级艺术晚宴, 欢庆展览的隆重开幕和艺术家的生日!当晚的活动将包括红毯入场、独家预览、精美大餐、现场拍卖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派对,村上隆本人将全程陪伴。别错过这个温哥华2018年度最盛大的艺术庆典!

袁运甫先生追思会在京举行 跟随恩师同学们都继承了什么?

 2018年1月22日上午9:00,由清华大学、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承办,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馆、国家大剧院、北京画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的“袁运甫先生追思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追思会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功强同志主持。

“袁运甫先生追思会”现场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周丽宁,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巡视员陶勤,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原副局长孙向东,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清华大学原副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王明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朱万章,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任刘欲晓,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等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学术支持单位的领导,以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邹欣,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曾成钢、苏丹、马赛,党委副书记吴琼郑艺,院长助理方晓风,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杜大恺。袁运甫先生的夫人钱月华,袁运甫先生胞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袁运甫先生长子袁佐、次子袁加及儿媳叶承露,孙子袁瑱,袁运甫先生的老朋友、学生,原中央工艺美院的老校友,以及艺术界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学者,特别是一些老艺术家们出席了追思会。

  追思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共同追忆了杰出的美术家、公共艺术家、教育家袁运甫先生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袁运甫

  袁运甫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49年至195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成立即在该院任教。作为新中国艺术教育发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袁运甫强调素质教育、通才教育,强调打破专业壁垒,用大美术观来摒弃传统近亲繁殖、师徒相传的艺术教育旧模式。他开放式教学,请民间艺人上课堂,邀世界名师来讲学,这些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教学实践,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专业及复合型人才,推进了全社会的审美进步。

  他特别重视艺术教育中的艺术理论学习。90年代中期,袁先生发现学习艺术专业的同学文化知识储备相对不足,他就呼吁相关机构开设以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博士学位学制。1998年,他在全国美术学科中率先招收“公共艺术理论与批评”博士生,这一举措有力地支撑了艺术教育水平和层次的全面提升,是他对现代艺术教育的重要贡献。

  袁运甫先生是中国世纪之交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巧妙地将西方绘画的色彩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色彩相结合,开创性地展现了中国现代色彩表达的审美魅力。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袁运甫先生潜心于水墨、彩画研究,以墨为基础,色为载体,将中华传统绘画中的笔墨技巧与现代艺术表现方式相结合,对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化、发展、创新作出了极具价值的历史性贡献,推动了中国水墨事业的发展进程。

杰克·惠滕,艺术界集体怀念的“新抽象主义之父”

 这两天的海外艺术圈弥漫着悲伤的情绪,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致敬一位老人。

  他是豪瑟沃斯画廊代理的艺术家,美国抽象绘画艺术家杰克·惠滕(Jack Whitten),2018年1月21日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杰克·惠滕在纽约的工作室,1983。摄影:Peter Bellamy 图片:豪瑟沃斯

  惠滕于1939年出生于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贝塞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奔赴纽约,入读了著名的库伯联盟学院,并与格林威治村的诸多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交往甚密,受到了来自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的影响。

  杰克·惠滕,《金的愿望(马丁·路德的梦想)》,1968,油彩 画布,67.88 x 51.75 英寸。© 杰克·惠滕,图片:杰克·惠滕,豪瑟沃斯

  1974年,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为惠滕举办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展“杰克·惠滕:绘画”。事实上,惠滕此时的艺术风格已经非常成熟,但名气却相对低调。1983年,在纽约哈林工作室博物馆,“杰克·惠滕:十年,1970—1980”个展举办。

  最近十年,惠滕的名字才被艺术界重视起来。2007年,纽约MoMa PS1分馆举办“杰克·惠滕”个展;2012年,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大学举行“杰克·惠滕:消除”大展;2014年,美国圣地亚哥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重要巡展“杰克·惠滕:绘画五十年”。

  杰克·惠滕,《四月的鲨鱼》,1974,丙烯 画布,72 x 52 英寸。© 杰克·惠滕,图片:杰克·惠滕,豪瑟沃斯

2016年9月22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特区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上为画家杰克·惠滕颁发2015年年度国家艺术勋章。图片:AFP/Saul Loeb

  2016年9月,因其对于美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惠滕获颁2015年度国家艺术勋章(National Medal of Arts)。

  2018年原本应该是这位“被遗忘的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四月份,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将为其举办大展“奥德赛:杰克·惠滕雕塑,1965-2017”,以此展现惠滕毕生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展览在巴尔的摩结束之后还将巡展至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杰克·惠滕,《安娜贝拉 II》,1984,油彩 丙烯 布上 木头,170.8 x 170.8 厘米 / 67 1/4 x 67 1/4 英寸。

© 杰克·惠滕,摄影:Genevieve Hanson,图片:杰克·惠滕,豪瑟沃斯

  杰克·惠特因其绘画中极具创新的色彩变换而著称,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新抽象主义之父”。在战后的美国艺术中,惠滕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姿态抽象(Gestural Abstraction)和过程艺术(Process Art)之间,惠滕的艺术创作搭建起了一座桥梁,通过不断地试验,游走于机械自动化与深度的自我表达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独特的绘画语言。

  杰克·惠滕,《现场 IV》,1989,丙烯 布上,213.4 x 182.9 厘米 / 84 x 72 英寸。

© 杰克·惠滕,摄影:Genevieve Hanson,图片:杰克·惠滕,豪瑟沃斯

杰克·惠滕在他的工作室,2016。图片:by Taylor Dafoe

  杰克·惠滕曾说:“我想要一个可以教我如何在新世界的秩序中行事的世界观。这就是我在创作的东西。”

  从60年代开始,惠滕的创作经历着阶段性的转变:从一系列“鬼”绘画,到随后涂抹的“平板”绘画,到七十年代创作的拖拽绘画,再到八十年代将绘画表面视作“皮肤”、发展出一系列拼贴式的亚克力浮雕,最后到近期创作的、棋盘格式构造的绘画——它们看起来如同马赛克,实质上是干的丙烯酸漆片不均匀地散落在湿漆之中。

  杰克·惠滕,《黑色巨石,II:致敬隐形人拉尔夫·埃里森》,1994,丙烯 混合媒介:糖蜜 铜 盐 煤灰 巧克力 洋葱 香料 铁锈 蛋壳 剃刀刀片,58 x 52 英寸。

© 杰克·惠滕,图片:杰克·惠滕,豪瑟沃斯

  作为非裔美国人,惠滕“概念性绘画”描绘了地理、社会及心理的经验。

  杰克·惠滕,《黑色巨石,VI 杜波依斯的遗产:W·E·伯格哈特》,2014,丙烯 画布,84 x 63 x 4 英寸。

© 杰克·惠滕,图片:杰克·惠滕,豪瑟沃斯

  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塔斯基吉学院(现今的塔斯克吉大学)就读的时光,惠滕曾说:“这是一所黑人学院,非裔美籍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他所有的实验。他的实验室仍然完好无损。他同时也是一名画家。我今天深信,我对绘画、创作及进行实验性探索的许多态度均来自于卡弗。他从花生中提炼出他自己的颜料和染料,而这种对发明和发现的痴迷让我印象深刻。”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周的艺术短评时间

  三件国家一级文物,皆是鸿篇巨制:《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首次同展。除此之外,国画版《愚公移山》及 21件珍贵手稿,以及巨幅国画《巴人汲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然还有家喻户晓的《马》系列精彩之作。

  这是关于徐悲鸿23年以来最重要的回顾展,也是国内外第一次围绕徐悲鸿大型美术主题创作进行的全方位展出。也是中国美术馆在2018新春来临之际,为观众准备的一场重量级大展。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这三幅不易展出的精彩之作,它们的共同特点皆是以中国传统寓言故事来暗喻当时的社会现实:

徐悲鸿 《田横五百士》 布面油画 197cmx349cm 1930 徐悲鸿纪念馆藏

  《田横五百士》高1.97米,宽3.49米,是徐悲鸿1928年到1930年赴法留学回国之后的第一张代表作,作品表现的是田横与五百壮士离别时的场景,悲壮气概撼人心魄。

徐悲鸿 《田横五百士》局部

  画中身披红袍的田横拱手抱拳,向送别人群致意。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眼望苍天,气宇轩昂。人群右下角有一老妪和少妇拥着幼小的女孩,仰视田横,眼神满含哀婉凄凉;有人按捺不住,举手欲言;左边满脸络腮胡子的勇士义愤填膺,全身气力都凝聚到握剑的双手之上,手臂青筋暴起,好似要把剑折断;两侍者勒马以待,马儿昂首抬蹄。画中的男女老幼构成了悲愤难当的画面节奏,寓动于静,汇成一种英雄主义气概。背影以明朗的天空和大朵白云,给人以澄澈肃穆的感觉。展现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艺术格调,歌颂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精神。

  这幅作品是徐悲鸿第一次大尺幅的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只推四王,只重视山水而不重人物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件作品不仅仅在中国艺术史中,也是中国教科书上人物画的一座丰碑,打破了当时人物画的颓势,开启了20世纪中国写实主义的新纪元。

徐悲鸿 《愚公移山》 布面油画 213x462cm 1940 徐悲鸿纪念馆藏

  “愚公移山”是中华民族的一则古老故事,描述了我们的先民坚韧不拔地与自然抗争,直至感动上天的历程。这幅2.1米高,4.6米宽的巨作是徐悲鸿在印度期间完成。

  当时国内正处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当时,南洋领袖陈嘉庚先生为支援抗战,招募3000华工修复滇缅公路,保护中国唯一的生命线,徐悲鸿深受鼓舞和感动,于是创作了这件作品。想借“愚公移山”的精神激励国人艰苦奋斗、团结一心,最终取得胜利。

徐悲鸿 《愚公移山》 局部

  《愚公移山》突破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传统理念,首次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裸体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但徐悲鸿在创作时,用了西方的模特,同时,我们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人物并不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也反映了,徐悲鸿眼中的《愚公移山》精神不仅仅是本民族的,是具有世界性的。

徐悲鸿 《徯我后》 布面油画 230x318cm 1933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徯我后》这幅作品创作于1930至1933年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时候,徐悲鸿因痛感国土沦陷而心忧如焚,用三年时间创作这幅作品,其用意就是要借此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发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声。

徐悲鸿 《徯我后》局部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去讨伐,老百姓盼望得到解救,纷纷说:“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画面上老百姓衣不遮体,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在啃食着树根,人们翘首远望,眼睛里饱含着期待的目光,好像大旱的灾年,渴望天边起云下雨一样。

  2018 为何重提徐悲鸿?

  2018年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继此次中国美术馆的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之后,中央美术学在建校百年之际,将于5月份集中展出更大规模的徐悲鸿大展。对于学界来说,此时重提这位毋庸置疑的艺术大师,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在中国美术馆的徐悲鸿大展中《愚公移山》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作品,一方面其油画原作展出于整个展览最核心的位置,同时还在展览第二板块展出了中国画版《愚公移山》以及21幅素描小稿,这是徐悲鸿1940年在印度完成的一件作品。多位专家不约而同的认为,这一创作的系统展出似乎为最近不断提及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本。

徐悲鸿 《愚公移山》 纸本设色 144x421cm 1940 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 《愚公移山》画稿 素描 23.5×46.5cm 1940年

  主题性创作是近几年来中国艺术界不断在实践也是在不断在探讨的话题,而《愚公移山》突出的呈现了徐悲鸿关于主题性和民族性绘画的实践方法。

  众所周知,徐悲鸿是写实绘画的倡导者,也是中国写实艺术教育体系的开创者,但是为何在他最重要的巨幅油画创作中却没有描绘当时的现实人物和现实中的民族形象?而是通过神话和寓言故事来隐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和《美术》杂志主编尚辉都共同关注到了这一话题。研究徐悲鸿多年的学者华天雪也曾经在撰文中这样写道徐悲鸿的人物画:“可以说,他在人物画中为我们创造的基本是一个古典浪漫的世界,与鲜活的现实距离很遥远。”

  “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画,这是徐悲鸿等20世纪美术大家所做的。而众所周知,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徐悲鸿则是他这一代人学习西方写实绘画最深入的艺术家。” 尚辉认为,这与徐悲鸿的8年留法是相关的,在巴黎期间他就读的是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而这所学校最崇尚的就是主题性的历史画,而不是现实的绘画。“如果你想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获得罗马大奖,你要画的是古代的传说、宗教故事等,我认为这样的艺术传统深入到了徐悲鸿的骨髓。”尚辉说,当徐悲鸿回到国内,通过传说和寓言的题材来反应抗战和现实的中国,这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愚公移山》局部

  “《愚公移山》向我们展示了两个主题性美术创作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现实主题是否一定要通过现实的形象来表达,二是绘画语言的重要性。”尚辉认为,一幅绘画创作,通过寓言来隐喻现实,同时徐悲鸿先生也在其中解决了造型艺术的问题。“他用造型艺术的本体语言来完成对主题的表达,他用人体造型、肌肉来完成对主题的表达。”尚辉认为,而这也是我们今天艺术家主题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现实绘画或者主题性创作如何似乎缺乏的是艺术语言本身的叙事,而这一点却是艺术创作的魅力所在。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谈到2018新春之际推出徐悲鸿大展的原因时谈及:“今天我们研究徐悲鸿,将发现他的悲天悯人不仅表现在他给自己改名“悲鸿”、给新居取名“危巢”上,更体现在他的一幅幅由心血集成的作品之中。突破之前中国油画家、国画家不能进行大型主题性创作的局限,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排除万难,创作了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巨作。今天再来观看将徐悲鸿的创作,其作品中民族与时代的关系通过当代的新展示、新媒体、新方法、新载体的不断传扬与积极拓展,使“悲鸿精神”的当代彰显融入新的时代语境,增添了新的时代意义。”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裔萼认为,再谈徐悲鸿的现实意义还在于:“一方面,从20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始终处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思索,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对我们当代中国艺术融古至今的探索依然有启迪意义。同时,中国的美术教育一直也都有关于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徐写教育体系是否依然能够对当下的美术教育形成参照?第三,在此次展览中也能够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徐悲鸿作品中生成的艺术革新的勇气,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是消费主义盛行的现状,艺术的革新该走向哪里?这也是当下重提徐悲鸿的现实意义。”

盘点一周艺闻,短评艺术事件,这一期的雅昌艺术播报就是这么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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