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相关调查研究，非遗中的传统手工艺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具有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的优势。换言之，类似的非遗项目大多分布在妇孺留守村寨的贫困地区，当地百姓空有珍贵的手工技艺，却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将其转化成为物质财富。日前，文化和旅游部连续出台有关文件，针对上述问题，选取了10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作为第一批“非遗+扶贫”试点，大力推进非遗扶贫工作。

事实上，“非遗+扶贫”的概念已出现多时，除了有力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孜孜不倦的民间行为，两者间有差异也有交集。北京联合大学工艺美术系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向的博士杨慧子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见证了丰富的民间非遗扶贫案例，对此感受颇深。

没有“文化”的人做有“文化”的事

田野调查让杨慧子对这些需要落实非遗扶贫的地区有了越来越多“接地气”的了解，曾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走访时听到当地掌握蜡染技艺的画娘说过一句话，她至今还记得：“他们跟我说，他们这群没有‘文化’的人在做着有‘文化’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深意。”

黔东南的丹寨蜡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当地苗族妇女制作的蜡染制品，大多取材于大自然中的元素和民族图腾，极富想象力和传统文化魅力，广泛用于壁挂、窗帘、桌布、背包、服饰等。但在大约十年前，制作蜡染制品还只是当地农妇日常里再寻常不过的行为，少有人将其作为艺术品来进行售卖，更鲜有成系统的平台或机构将这些画娘和染娘(对从事蜡染工作的妇女的称呼)组织起来。那时，当地人对自己掌握着的手工技艺并未作太多有关非遗这一概念的思考，对于所谓的“非遗传承”亦缺乏概念，这样的形势对手艺人的生存环境和丹寨蜡染本身都是一种遗憾。2009年，以“公司+基地+农户”为运作模式的丹寨宁航蜡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宁航蜡染”)成立，致力于丹寨蜡染的挖掘、传承与开发，将苗族等少数民族蜡染饰品的设计、制作、加工、销售等过程及其中涉及到的手艺人整合起来，为当地农妇提供了百余个就业岗位，这些留守在农村的画娘和染娘们从此也成为有了稳定收入的“上班族”。

杨慧子曾在2016年到丹寨做田野调查，她回忆道，当地县城每隔6天会有一次大集，当地人称“赶场天”，那些至今仍延续手工纺纱织布、点蜡、画蜡再到浸染、晾晒的传统手艺人就会趁此机会，坐2个小时左右的大巴，从村里来到位于县城的宁航蜡染领取工作任务并带回家去做，等到下一次赶集的时候再把成品交回并领取新的任务，如此循环往复。如果没有时间前往，她们也会委托去县城赶集的乡邻代为交付和领取。宁航蜡染作为一个传承和销售的平台，将这些画娘和染娘的手工成果以计件的形式给予报酬，最终通过各种渠道销售出去。其实，从村妇依靠赶集才能获得相对便利的走出村寨的机会，以及所谓便利的交通其实往返也需数小时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丹寨县的交通不只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也限制着丹寨蜡染这个项目向外界的传播。时至今日，丹寨县通了高速公路，其交通已经有了可观的改善，旅游业的发展也随之渐有起色。宁航蜡染平日里多了接待游客参观和体验的业务，向游客售卖的机会也逐渐增多。即便如此，今天的丹寨蜡染仍多以接熟人订单、按需制作的方式运营，即便是占据零售和批发业半壁江山的电商，对丹寨蜡染而言，仍存在有待开拓和经营的空间。

但无论如何，宁航蜡染在丹寨县率先打开“非遗+扶贫”的局面，加入其中的画娘和染娘不但有了稳定而独立的收入，而且这笔钱往往比家里男人的收入还要多，宁航蜡染如今还被评为丹寨县的“巾帼示范基地”。回想那句令杨慧子记忆尤深的有关“没文化和有文化”的话语，更觉贴切，或许这些从小学习蜡染的丹寨女人并不懂得自己手中古朴的蜡染价值几何，但她们却在世世代代对手工技艺的传承中诠释了这项非遗的珍贵之处。

从传统手工艺到现代工艺品的实践

同样是在贵州，距离丹寨县大约200公里的惠水县，那里的贵州盛华职业学校让杨慧子眼前一亮。这所私立学校由当地政府予以政策支持，民间企业家集资开办，实则是已经实现良性循环的非遗扶贫思路。据杨慧子介绍，盛华职业学校中有一部分专业的设立是专门针对当地传统手工艺的，优先招收家境贫寒的少数民族孩子(其中多为心灵手巧的女孩)，学校会给予来自特困家庭的学生学费全免的优惠政策，甚至会视情况发放一定数额的助学金。贵州盛华职业学校也是一所国际化学校，会有外籍人士专门至此应聘语言老师;它同时还是一个“全科”学校，学生在此有机会把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各类工艺进一步巩固，使之真正成为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技艺。更可贵的是，学校聘请了大量手艺精湛的手工艺人任教。杨慧子解释说：“有很多乡村中的手工艺人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与村寨以外的世界难以沟通，所以他们掌握的传统技艺不易被外人了解和认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手工艺达不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

盛华职业学校鼓励“反哺”家乡与传统工艺的做法与很多参与非遗扶贫的企业、平台不谋而合，前文提到的宁航蜡染利用公司的形式为当地画娘和染娘打开了以蜡染技艺谋生的大门，北京的唐人坊更是如此。2004年唐人坊成立，创始人唐燕坚持“依靠产业养活传统工艺”的理念，与盛华职业学校的合作初衷本是为了“助盲公益事业”，当她来到贵州惠水当地，则为当地的民族艺术之美所惊艳，而后应当地政府的建议，在盛华职业学校成立“民族文化传承中心”，以保护和传承贵州本土多民族文化为宗旨，坚持“专业学习和工艺品实践制作并重”的培养模式，这才有了后面唐人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院的事。此外，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很是念旧，无论在外实习或是读书多久他们都会选择回到家乡，无形中，非遗“反哺”传统手工艺以实现扶贫的功能在当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输血”不如“造血”

多年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让杨慧子愈发认识到，非遗扶贫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反哺作用并不仅仰赖于非遗项目的“输血功能”，更在于当地传统非遗和传承人的“造血能力”。所谓造血，就当下非遗扶贫中涉及到的非遗项目而言，是与时俱进的创新。

大概因为自己从事艺术设计专业，杨慧子对此感触良多：“虽然创新或许并不一定能完全还原这些传统工艺的样貌，比如一些文创产品属于半手工制作，源于非遗，但并非传统的手工艺品。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对于当地那些心灵手巧的小姑娘们来说是重要的提升。她们自幼在传统手工艺的氛围中长大，这本就比外人从头了解和学习要更快、更好，此时如果能够得到资助，进入非遗扶贫学校学习、在文创公司实习工作，接受传统工艺和创新设计并重的培养，就会更积极地参与非遗扶贫。”

谈及创新，杨慧子坦言，现在很多非遗扶贫工作推进困难的一大原因就是缺少能够兼顾传统和现代的设计师。有些做得好的，多是因为掌握了非遗技艺的“传二代”(即非遗传承人的子女)到专业的院校学习了与家族技艺相关的设计专业，这样的“传二代”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接受现代审美的熏陶，他们的非遗作品会更有时尚感。遗憾的是，有这样能力与机遇的人仍是少数。“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既懂传统工艺又懂现代设计的复合型设计师，他们可以给非遗扶贫带来很大程度上的创新力量。”杨慧子强调，“如果单纯用传统工艺去做一个文创设计，成品很容易不伦不类。因为往往在这样的设计中，非遗只是一个浮于表面的‘噱头’，创新设计与之并没有迸发共融的火花。人们记不住这项非遗的手工技法和图案中的文化内涵，可能只会对其有粗浅的印象。”

培养适合于非遗扶贫的复合型设计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杨慧子认为，一味强迫久居偏远村寨的非遗传承人们武装起现代设计的头脑也并不妥当，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当复合型设计师尚未到来之前，非遗扶贫工作的正确思路是促成传统手艺人和现代设计师的有效沟通和合作，让双方各自的优势在“非遗+扶贫”的概念落实中适得其所。

杨慧子在调查走访中透过当地民众诉求看到的当下非遗扶贫工作的短板：一方面是场地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非遗扶贫工作，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当下他们最渴望的不只是经济补助，而是需要更合适的工厂、店铺或是传习所来进行生产。杨慧子解释道，非遗扶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减免税费和房屋租金等优惠扶持政策更加现实有效，这对愿意支持非遗扶贫的传统手工艺人来说将是一剂强心针。另一方面是专业团队的问题。传统与现代本就是两个需要妥善沟通才能相互交融的方向，对于贫困地区的非遗扶贫工作来说，更是需要专业的团队来管理，妥善操作策划、设计、宣传、营销等每一个环节，量身定制产品，打通销售渠道，将鲜为人知的非遗之美打造成鲜明的品牌进行推广。这大概也是未来非遗扶贫工作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