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4日“与—雕塑 . 戴耘的雕塑”展览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戴耘近年来创作的《造像》系列。他以独创的砖材料，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经典文物进行重仿再造，通过自己独特的个性语言完成了一次个体与历史、个体与经典、个体与传统的对话。在戴耘看来当传统、经典不断地被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波普文化，稀释、消解、解构以后，我们当下可能还要有一种使命就是去重构或者再构。此外2015 年戴耘还参加了“2015 日本福冈雕塑展”“2015 艺术北京”“2015 艺术深圳”“和而不同·设计与艺术论坛”等等重要艺术活动，并且他也一直持续坚持着他近年来比较关注的公共艺术项目。

　　巴特农神殿的石雕战马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自小我就经常随父亲顺着城墙穿过城门洞去趟西安碑林博物馆，上美院后就去的更多了，至今每年过年或出差到西安总要把各博物馆看一遍。我尤其对秦砖汉瓦这种由黏土而来经人工烧制后，既坚固耐用又大气、素朴的东西厚爱有佳。当这种农业社会最基础的建筑符号与当代中国迅速市场化、城市化的背景相碰撞，会产生怎样的话题和感受对我来讲是有兴奋点的。目前我做的砖作品从呈现方式看虽然只是对资本社会中工业产品的直接呈现，但其手工性、唯一性(无法翻模具制作完成)独立性使每件作品都有情感、精神注入其中，正是对工业化物质产品的反其道而为之，也是对它们背后精神所指的反叛。

　　一、如何能够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再把传统和经典带回到当代人的视野

　　我们除了不断地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去对传统进行消解、稀释、颠覆以外，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我出生在西安，后来在西安上附中、美院。我小的时候经常去看一些博物馆和汉唐文物。因此文物这个题材，对我来讲，可能真得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心理记忆。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昭陵六骏，他说这六个里头，有两个其实已经不在中国了，有两个作品是被帝国主义盗走了。那么以后随着对历史不断的再认识，我们发现事情可能也不是那样简单。因此关注文物，重塑这些经典形象，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再认识。

　　我在西安这种历史底蕴比较深的城市学习，大学毕业以后又留在这里的雕塑系任教，当时也受到八五思潮的影响。因此这个阶段，我还是受到精英文化的东西影响比较深。后来我调到深圳，然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大众的、解构的、商业的消费文化。

　　唐菩萨(东方维纳斯)

　　从美术史来讲，我觉得从精英文化到这种大众的、解构的、商业的消费文化是必然的发展阶段，而深圳这座城市强化浓缩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种解构和消解在当时来讲具有积极的一面，它对原有的那种封闭的一元化形成冲击，甚至是话语权开始从只属于少数人慢慢走向大众。但是现在又走过了十多年，我在想，我们除了不断地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去对传统进行消解、稀释、颠覆以外。当我们重新再面对它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昭陵六骏-飒露紫中国美术馆收藏

　　我觉得当下可能还要有一种使命就是重构或者再构。我觉得这可能和我自己近30 年艺术创作的体会和发展的脉络有关系，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需求，也有这样的使命。

　　所以我试图去调和经典与当代、精英与大众、东方与西方这样简单地两元对立的关系。我做的是人类雕塑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我是在探索一下，我和历史的关系，我和传统的关系。

埃及艳后 125cm×85cm×105cm 红砖 水泥 钢筋 2012

　纳菲提倜像 72cm×75cm×160cm 红砖 水泥 钢筋

　　我可能也是在尝试着是否能够和现在的都市人一起去重新看待传统和经典。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再把传统和经典带回到当代人的视野，把那些厚重的东西再重新放置到大家面前，让大家去审视、思考。

　　二、个体和历史或者个体和经典之间的一种碰撞

　　我刚到深圳时，做过一些偏装置的作品。可能当时是刚刚从西安古城来到深圳，从一种传统的精英文化突然到这样一种消费的大众文化，受这种强烈的反差的刺激影响，所以当时做了《超女纪念碑》《Q 行天下》等等这样的作品。(大概是从2000 年到2005 年、2006 年那五六年时间)。

　　龙门雕像 佛头 32cm×41cm×50cm 青砖 水泥 钢筋 2015

　　然后慢慢的，我可能也想重新寻找一种平衡，后来我就找到了“砖”材料。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材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砖有一种亲密性。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校园的红砖墙，家里面的厨房等等，那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记忆。砖廉价、粗糙但亲切，我觉得这些记忆、感觉都植入到了我的生命里头。

　　所以就有了后来砖材料的《沙发》《汽车》《静物》等作品。我觉得它们既跟我原来在西安成长的那种背景有关系，但同时也和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比如车、电器等)的物质潮流生活相对应，同时也探讨了消费文化和都市文化中，人和物之间的关系。

　　印度佛头

　　砖材料的作品不同于我前面做的非常具有大众文化色彩的《棋盘》《超女纪念碑》等等。之前的作品更多的是用一种革命式的手段和过去的那个状态做划分。而砖的语言方式的出现真的是和我过去的那种从小到大的生命痕迹有了对接，不是那种刚到深圳碰撞以后直接的短平快的反应，而是找到了个人语言与当下生活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它是一种交融的关系，以今天的方式来回应历史，但与今天的生活又有切实的关系。

　　我的作品中砖材料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调和了传统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对立状态。一直延续到后来这次的“造像”系列，那种两元对立在慢慢地向一元化的方向转变，那种冲突和对立慢慢退场。这批作品，也包含着“我”和历史之间的这样一种对话。这里的“我”理解为自我，不仅仅是自我的一种私密性，一种非常自我的小空间。尤其是在“与·雕塑”这个展览上，可能更体现出那种个体和历史或者个体和经典之间的一种碰撞。

　　一直延续到后来这次的“造像”系列，那种两元对立在慢慢地向一元化的方向转变，那种冲突和对立慢慢退场。

　　“与 --- 雕塑 · 戴耘的雕塑”展览现场  今日美术馆  2015

　　“与 --- 雕塑 · 戴耘的雕塑”展览现场 嘉宾合影  今日美术馆  2015

　　三、公众的声音，我们可能听取得不够

　　中国的雕塑发展并不像西方那样脉络清晰，如你所说我们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甚至还有古典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状态，这个现状我们回避不了。因此我觉得在中国来讲，未必就是一个特别后现代，一个特别先锋的东西，它就一定是最好的。

　　中国现代主义雕塑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去梳理清楚把它吃透。我觉得如果有艺术家在这个方向上做了一些努力，而且他做的比较充分比较到位。那么那也不失为一个好的作品。当然不局限于这种先锋性或实验性，有些具象作品，比如向京的作品，我觉得它依然很当代。

　　我也一直在关注公共艺术的方向。比如现在广州保利集团在广州琶洲村进行的一个旧城改造项目。另外还有一个公共艺术作品也在实施。虽也然还是用的砖材料。但是角度和之前的《沙发》《汽车》包括最近的《造像》都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是公共性的话题。包括和这个城市，和原来的老村落之间的一些碰撞、共生、共融的一些因素。这也是我继续关注的一个方向。

　　《沙发》

　　我觉得公共艺术的前提是公共性。它实际上代表的是公众在这个既定空间里的权利或者声音。也就是说，在这个既定空间里，几方面的力量，你可能占到的位置，或者是你可能占到的话语权。

　　《汽车》

　　我们以前的城乡规划改造可能更多的是遵循政府领导的意愿，或者是艺术家个人的艺术风格。后来随着市场化，开始遵循开发商的意愿。对于公众，对于生活在这儿的人的声音，我们可能听取地不够，他们的权利在这个空间里得不到彰显。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公共艺术在中国真正要去实施去落实，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也需要艺术家真的有耐心地去和公众，去和这个社区的人，和这个城市去交流。

　　参加2015艺术深圳

　　参加2015艺术北京